浏览新近的法学论著，针对“以人为本”的法学思考，不时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中。围绕着这个命题而生发出来的理论文字，虽然观点各异、旨趣不同，但都有一个大致相似的倾向：强调法律或法治应当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归宿，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为追求，等等。概而言之，都可以归属于“法律价值论”这个基本的框架
然而，“以人为本”不仅可以指示一种法律价值理论，它还可以引导一种法学方法论，这就是说，它还可以在法学研究方法的角度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近年来，法学方法论堪称法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流行的以“法学方法论”为题的著作，就不止一种，其中既有外国学者撰写的，也有出自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的学者笔下的。但是，这些谈论法学方法的著作，讨论的重心在于“如何研究法律”或“如何运作法律”之类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并无清晰的界限，两者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的法学方法论，基本上都是以“法”作为关注的中心。
法学研究当然离不开“法”这样一个中心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只见法不见人”，也可能遮蔽“人”的主体性，使法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居于主体地位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以人为本”可以给我们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提醒：在法学研究中应当尊重和凸显人的主体性。法学方法论的这种转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法学研究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来观察。比如，讼争双方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等等。不用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了法学研究者的多方关注。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研究“法律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比如法官、律师、检察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抗与合作等等。从更宽的视野中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违法者之间的关系，法学产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法学视野中的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如果注意到这些“法学场域”内的各种主体，特别是他们的偏好与立场、利益与愿望，将有助于促使法学研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成果更多地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从而适当地改变以往的法学研究中自说自话、自言自语的隔膜状态。因为，法学研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成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识。如果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学研究是难以完成这项使命的。
另一方面，法学研究还应当更多地注重人与法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一点，有助于矫正“只见法律不见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当代中国众多的法学教科书在提及法学概念的时候，一般都认为它是一门以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盛行已久的法律实证主义或“注释法学”的理论传统中，对法律自身的分析，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的探究，常常构成了法学的中心话题。这样的法学传统不可避免地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缺少应有的尊重。“以人为本”的法学方法有助于提醒我们反思传统研究模式的褊狭性，提醒我们在法与人的关系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因为，法律固然要约束和规制人的活动，但法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人类生活状况，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法律状况，是人的活动规定了法律的状况，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有通过研究人，才能深化对于法律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研究者对于人的理解程度，决定了他的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仅如此，法律还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一样，是人的符号化生存的一种形式，是人的本质的一种重要表征。通过人与法的关系，我们既可以从人的本质来理解法律，也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人何以为人”这个古老而根本的命题。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以人为本”能够在法学方法的意义上给我们诸多启示，认真地对待这个命题，有助于促使“为了法”的法学转向“为了人”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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