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量帛书，这是中国考古学声闻世界的一件大事。我虽然在1974年参加了整理帛书的一些工作，但由于“文革”运动的限制，次年初才去整理小组报到。到了那里，一开始就看见已经复原的两幅古地图。最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在其中《地形图》九疑山的旁边，竟标注着“帝舜”二字。
去年，也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日，我应邀前往位于宁远县城东南的玉?岩建筑遗址参观考察。经历了重重峰峦，进入遗址所在的山间盆地，九疑诸峰秀色，尽收眼底，气象恢宏万千，使人对先民选址的精当不禁叹服。
我仔细观察了正在发掘的部分遗址以及出土的陶瓷、砖瓦等等器物，获知遗址上部年代是北宋，与史籍记载宋初敕修九疑山舜庙相合。从已开掘的部分看，当时舜庙规模相当宏大。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宋遗存之下，还有更早的建筑地层。特别是如发掘者指出的，“在发掘区下部堆积中发现了汉代祭祀坑和不晚于东汉早期的大型建筑遗迹。”（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61页）这就和马王堆帛书古地图的舜庙有可能联系上了。
舜庙历史的绵远，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的。
作为《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记》，司马迁在夏、殷（商）、周三代本纪之前，专列了《五帝本纪》，五帝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颛顼、帝喾后来不那么重要，甚至很少提起，黄帝和尧、舜则是人所共知。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是明显的。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各种文明因素从他那时代创始，因而号称“人文初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表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于尧、舜的时代，文明已经形成光大，尤其在儒家心目中，是理想的“黄金时期”。孔子便说过：“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传统的经籍《尚书》，起首是《尧典》和《舜典》。这两篇在古时本来是一篇，就叫《尧典》，也有时称《帝典》。据说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尧、舜，不取有关更早时代的材料，是寓有以尧、舜为治世的深意的。著名的《礼运篇》，所描写的大同在禹、汤、文、武、成天、周公之前，同样是以尧、舜为治世的极致。这样，尧、舜在传统文化中，便成为理想的圣王明君了。
《尧典》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所记载的舜是一个出身民间的人才的典型。他以贤德孝行著称，得到帝尧的选拔，通过危难政事等等考验，成为尧的重要辅佐。最后，尧不但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还让他做了帝位的继承人，完成了名垂后世的“禅让”。这些事迹，显然与儒家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相结合的理想一致。许多古书对尧、舜的传说作了发挥。近年发现的战国时期佚书竹简，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容成氏》，不仅以很多的文句铺陈尧、舜的事迹，甚至说自远古容成氏以来，其有天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尧能让贤，“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把尧、舜禅让无限夸大了。
怎样看待尧、舜以及禹这一类古史传说，在史学界历来有争论。晚清以下疑古思潮的学者主张尧、舜、禹都是神话，系后人所伪托。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国维便说：“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古史新证》，第2页）他专门提出青铜器铭文中关于禹的记载，作为证明，但没能列举关于尧、舜的较早材料，所举青铜器也较晚，是春秋中晚期的。2002年，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其铭文讲到禹的治水，文句同于《尚书・禹贡》和《禹贡》的序，与《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也很近似。看这些文献，可知治水一事和尧、舜是分不开的。古史传说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还是王国维先生说得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史新证》，第1页）古史传说是古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像后代史料那样直接引据，也不应因混有神话而全盘抹杀。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陶寺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结构复杂的建筑基础，有规模颇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还出现了文字。最近发掘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与“观象授时”可能有关，而后者正是《尧典》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业已初步建立，是妥当的。
总之，九疑山舜庙之所以源远流长，并非偶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绵延悠久，后世对先代的仰溯追忆，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传统文化关于盛时治世的期待和理想。希望玉?岩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