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洪流中的洪深

洪深，1916年去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烧瓷工程专业，1919年，以两部剧作考入哈佛大学学习戏剧编剧，获硕士学位。同时还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和另一学校学习表演艺术和戏剧营业及后台管理，是中国最早学习戏剧的留学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撰写过很多戏剧、电影艺术专著。抗

记者在为“抗战中的知识界”作采访时了解到，认识洪深的人，包括他的很多学生，都说他是一个极富才情的人。写剧本、作编剧他文思敏捷，作导演、当演员他激情勃发。抗战一爆发，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成立了13个救亡演剧队，洪深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位，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他说 “民族战争关系到国家兴亡，在这血和火的岁月，生与死的搏斗中，每个人只能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的需要。”

“八・一三”后一星期内，他就第一个带领演剧第二队出发，奔赴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武汉等地城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顾仲彝回忆：临走前，他到了我家里，把他的遗嘱交给我，要我好好保管。他说此去九死一生，万一战死疆场，要我按照他的遗嘱办。他那种为国牺牲的决心感动了我。我把他的遗嘱保管到抗战胜利后，才还给了他。”

洪深不仅是队长加编剧，导演加演员，而且为了演出场地，他出面多方疏通协调。由于是义务演出，他还要为队里的日常支出募捐筹款，即使做队里的日常琐事，他也乐此不疲。第二队的副队长是金山，队员有冼星海、王莹、田方、田烈、张季纯、白露、欧阳红缨、熊塞声、贺路等14人。

“八・一三”后的上海，码头、车站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上海出去的水路、陆路都堵塞着。他们总算租到一条臭气熏天的运粪船冲了出去。一路上，除了演说、演戏，还教唱歌、画宣传画、出墙报，慰劳伤兵。每到一处皆以洪深演讲开始，之后冼星海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再后就在卡车上搭起简单的布景演戏。两、三个节目后，开车穿过几条街，找个适当的地方，停下车又演。洪深曾从师习练发声，演讲起来声音宏亮，加之激情如火，口才又好，鼓动性极强。民众的爱国热忱让他们亲身感到抗战戏剧的战斗作用。

1938年底，各路救亡演剧队汇集武汉，戏剧界联合公演大型话剧《最后的胜利》。田汉任编剧，洪深当导演。田汉连夜赶写，洪深连夜赶排。田汉一写出页，马上拿去刻印，洪深拿着油墨未干的“剧本”，立刻开排。100多个角色的戏，从写到排再到演只用了一星期。《最后的胜利》的演出轰动武汉。洪深说，抗战戏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戏剧和政治、军事的第一次密切结合。

第三厅成立后，洪深任戏剧科科长。当时有人讽刺他“一个堂堂的名教授，居然被上校官衔打瞎了眼睛，只怕是想过官瘾吧。”他说：“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只要第三厅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 ”

武汉失陷后，第三厅撤到长沙。1938年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告急。此时，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几乎都撤出了长沙，只把第三厅留在最后。12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安排第三厅撤退。此时火车、汽车都已找不到。第三厅有演剧队、放映队，人员多，行李多，却缺少交通工具。洪深有应变之才和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大撤离时取舍最难的是两千多件公私行李，他快刀斩乱麻，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周恩来的嘉奖。

没想到，13日凌晨蒋介石密令火焚长沙，致使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郭沫若、洪深、张曙还未撤离。郭沫若描述当时所见 公路上像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子的，背着老人的，伤兵，孕妇，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沙发的。路面被碾压塌陷下去，黄尘四起，一直蒙上路旁的树顶。火车车厢的外面像恐龙的角鳍那样挂满了人，一列火车要两个车头拖着慢慢地爬。

他们三人也冲散了。洪深搭上一辆又哑又瞎的破卡车，在堵塞的路上几乎无法前行。他急中生智，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车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破车开到半途抛了锚，他徒步赶到衡山与大家汇合。周恩来又派洪深带领两个演剧队，日夜兼程返回长沙，承担起救火救灾的重担。洪深和田汉是进入余火未烬的长沙的第一批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恢复交通。

香港沦陷后，几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名人被秘密营救回内地。洪深和田汉等编排了话剧《再会吧，香港》。公演时，突然被禁演。洪深和欧阳予倩多方设法挽救，还是不行。在第一场一演完，洪深率全体演员上台，面对观众慷慨陈词，揭露反动派压制进步戏剧的反动面目，他说 《再会吧，香港》只不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却被当局禁演。他的话激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愤慨，绝大部分人把票撕了，以不退票表示抗议。新中国剧社这个穷团体为这个戏投下了所有人力物力，戏被禁演，剧社经济上损失很大。洪深悄悄典卖了两套西装，付清旅馆费、买了车票，返回中山大学继续教书。

“皖南事变”后，洪深惟一的女儿病重无钱医治，生命垂危。洪深身染疟疾，又兼牙疾发作，疼痛难忍，他陷入贫病交困之境。一天他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幸亏郭沫若闻讯偕医生及时抢救。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决定给洪深一千元医药费，他口授友人写信，谢绝一切捐赠。他18岁的爱女最终病夭。

1945年，在一次会上洪深沉痛挥泪演说，申诉抗战八年来戏剧界、电影界的痛苦与艰难，最后他一字一泪地大声呼吁：“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界、电影界！救救中国！”全场掌声雷动，饮泣之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