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触动了他们心里最深的伤。
毕竟六七十年没有开口叫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了,有人甚至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曾经年轻也永远年轻的父亲母亲们,倒在了6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里。
那张微笑的照片
在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总是嘴唇紧闭,军容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左权抱着未满百日的女儿,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刘志兰。浓浓的天伦之乐中,左权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刘志兰即将带着女儿回到延安。
女儿得名左太北。太北,本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个区的名字。
这是最后的、也是惟一的“全家福”。1942年5月25日,日军纠集3万多兵力,对太行山之麓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左权牺牲于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爸爸的生命时,左太北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
左太北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她42岁那年,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左权都大段大段地提到心爱的女儿。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细腻的父亲给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因为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左权将军在领导八路军战斗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6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左权的坚硬,都表现在了对日本鬼子的态度上:“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因此,他“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才37岁,左权就抛下了他最爱的人。左太北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长大,左权的寡母,最困难的时候竟讨饭为生。
今天的左太北说,当中国救亡图存的时候,爸爸只有把最珍贵的东西都奉献出来。
那个离去的背影
1939年,戴安澜的长子戴复东曾与父亲在军营共同生活了几个月。
早晨天不亮,戴安澜就把儿子叫起来,悄悄来到部队宿营地。起床号一停,只要部下还在酣睡,戴安澜立刻“军法从事”――揪住部下的耳朵,拉他们起床。
当年还不到10岁的儿子还亲眼目睹了年轻军官的晋级考试。在一张长桌旁,应试者黑布蒙眼,把一挺轻机枪全部拆散,再将拆散的零件一一装上。
共宿一间破庙,父亲一块门板,儿子一块门板。点的是菜油灯,两根灯芯,也是父一根,子一根――父子俩同在灯下做功课。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的全部汽油、柴油、煤油和90%的钢材、白糖、药品,都要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抗战后方物资供给的大动脉。
日本开始侵缅,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戴安澜的200师在同古重创日军。
日军不断增援,戴安澜将军立下遗嘱:“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但他放心不下:老母无法侍奉;弱妻带着4个孩子,生活无以为计。
将军殉国之时,长子刚满13岁,幼儿尚在襁褓之中。事隔63年,长子仍然清楚地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爸爸的车子停在哪里,他怎样打开车门,怎样跨入汽车,又怎样回过头来挥手告别。
从此一别,戴家痛失慈父,中国多了忠魂!
戴家的四个子女,名字都与抗日有关。
三个儿子名叫复东、靖东、澄东,意思是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本鬼子;女儿名叫藩篱,意为守护好家园。
将军仅仅活了38岁,所遗稚子幼女满门皆成英才。
那封推迟相见的电报
张自忠来自孔孟之乡,有廉珍、廉静和廉云二子一女。戎马一生的父亲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对女儿则疼爱备至。
张自忠给女儿和侄女买来手镯、戒指,还细心地在这些饰物上分别刻上姑娘们的名字……早晨,他坐在赖床不起的小女儿身边,一遍遍地抚摸着女儿的肩膀:“廉云啊,长成大姑娘了!”
即使是60年前粗劣的照相技术,也可以看出张自忠英武逼人的军人气质。这个对待亲人和朋友和善重情的汉子,一遇到日本鬼子就变成了钢!
张自忠赶赴五十九军军部上任。“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他毫不讳言死:“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
1937年9月,化装的张自忠出现在天津家里。他交待妻子,有事就与七弟商量,然后留了一点钱――这是给女孩们留下的嫁妆。
当年只有14岁的张廉云不知道,父亲是在安排后事。局势紧张,全家人只把张自忠送到了楼口。张自忠最后的脚印并没有在自己家中伫留,他冲向了敌人。
1940年4月,弟弟准备带廉云和自己的女儿廉瑜赴湖北前线看望他,忽接张自忠复电:“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行期只好推迟。这一推,他们永远失去了与张自忠相见的机会!
一天,张自忠七弟忽然流着泪告诉廉云:“你父亲牺牲了!”
65年后,张廉云已是八旬老人。提到父亲的死,她哽咽着捂住了脸。
那行擦拭不掉的字
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已于1982年去世。
赵一曼生前留下的两张照片里,有一张就是她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宁儿――也就是陈红父亲的相片。之后,赵一曼把儿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照相的那一天,赵一曼特意精心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皮鞋,早早就来到照相馆等候。
6年后,被日本人的电刑折磨得全身大部分都已经炭化的赵一曼,只留下了她牺牲前在火车里写下的那封遗书,一生的母爱都凝结在那封不到200字的遗书中。
遗书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
直到1956年,组织上通知已经26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陈掖贤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整整20年啊,此时离烈士慨然以身报国已有20年。母亲的呼唤终于唤来了儿子,长大成人的儿子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妈妈面前,终于知道了从小未曾见过的妈妈是为国家而牺牲的!
在母亲的遗书面前,陈掖贤不能自已!
母亲的爱不能忘!国恨家仇不能忘!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直到陈掖贤去世,这三个字还深深地留在他的肉里。
那声没叫出的爸爸
在沾染了硝烟的家书中,左权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太北会叫爸爸了,但是爸爸再也没有了。
英烈的后代已然老去,英烈自己从来没有老过,他们的生命永恒定格在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和怒斥日寇走向刑场的那一瞬间。
左太北曾想,如果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爸爸外出晒晒太阳,都是很幸福的。
但是,烈士的孩子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爸爸、妈妈。(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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