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对身边的事情进行经济解释,因为觉得这样做非常有趣。2002年老家周围(鲁南农村)从事板材制造的许多农民发生了亏损,当时我以为原因在于农民的盲目“跟风”。时至今日,从老家周围板材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当时的观点似乎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跟风”有好处也有坏处,盲目还是不盲目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说
盲目“跟风”进而引起过度竞争是一种情况,“跟风”进而引起专业化分工是另一种情况,从后者到前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关键在于厂家经过竞争有没有形成基于分工的企业间市场,并且这个企业间市场在开放经济中有没有形成竞争优势。“跟风”就是重复别人的行为,别人做这个赚到了钱,根据这个信号采取行动比不根据这个信号采取行动的成本更低。对处于从闭塞到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民而言,信息搜寻成本已成为其行动的重要约束条件,照葫芦画瓢式地“跟风”无疑比和尚撞钟式地等待更为节约成本。
既然是根据别人发出的信号采取行动,行为者就已经把行动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做了估计,他实际是在试错。试错过程中,许多当地农民是过度自信的,这或许是人的天性。亚当・斯密对此早有论述:任何人对胜利的机会总不免给予过高的估计,对失败的机会总不免给予过低的估计,前者可以从彩票事业到处获得成功这一现象得到证实,后者则可以保险商利润微薄这一现象得到证实。西尼尔把这种对前途的盲目乐观称为斯密原则,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和斯密原则是分不开的,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看法。我认为,行为者的这种过度自信为风险分担的最优配置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总得有人承担创业风险,否则就会出现钱德勒所说的有商业机会也不能把握的“企业家失灵”现象。实际上,按照莱宾斯坦的惰性区域理论,机会成本越低的人越有可能冒险,中国农民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只要能打破进入障碍,他们就敢于“跟风”。
不确定性决定了“跟风”的代价和收益的不同组合,而能够引起“跟风”并且形成市场的产业往往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虽然这个新增长点有经历低谷的时候。其实,学术领域亦是如此,学人对科斯的“跟风”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对布坎南的“跟风”造成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参与某种市场的人越多,基于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生产效率就越大,这就是西尼尔所强调的制造业中的人口增长会提高生产率(与农业中人口增长会降低生产率的情形刚好相反)。
“跟风”是怎样形成市场的,让我再来讲一下老家的故事。老家的农民做什么事都喜欢“跟风”,有段时间,所谓的“大贩子”从外地贩运苹果到本地批发给“小贩子”后零售。刚开始,参与外地贩运的人少,“大贩子”赚的钱很多。这就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许多农民便陆续加入到“大贩子”的行列之中,竞争变得激烈。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多数人的收益并没有减少,也没有出现苹果滞销现象,因为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声誉(比如价格低廉、货源稳定)足以吸引外地的“小贩子”,他们不进城里的水果市场而到我们老家来批发苹果,可见人气是如此重要。后来,许多“大贩子”改行办板材厂,苹果贩运的人少了,剩下的“大贩子”赚钱反而难了,因为市场的人气没了。再后来,“大贩子”赚的钱还不如“小贩子”多,外地贩运便草草收场。“跟风”者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形成了市场,市场靠的就是人气,人气散了,市场也就完了。市场不怕竞争,怕的是竞争不出人气,正如“大贩子”的“经典名言”:“买卖好再来一趟。”
板材业与苹果贩运业的情况类似,先是几个人进入,再是某些人“跟风”,接着是发生了企业间的分工,基于企业间分工的市场的竞争优势便慢慢形成。老家一个没有从事板材行业的老同学抱怨说,那些老家朋友除了有关板材的信息便没什么可交流的了。哈耶克意义上的发散信息占据了每个个体的心灵,跟信息不相关的人交流是一种成本,跟信息相关的人交流则是一种收益,这和钱颖一在《硅谷的故事》中所讲的道理差不多:“硅谷文化”成就了硅谷,“农村文化”成就了农村。老家周围板材行业的分工非常明确,旋皮、拉末、熬胶、合成、销售等各有人做,分工经济获得了专业化效率,就像斯密制针工场的例子一样,只不过一个是企业间分工一个是企业内分工罢了。
“跟风”的内在机理在于形成了一种人气,这种人气也可表达为网络效应。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网络效应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现象:一个各部分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中,系统的效率不但与个别人的效率有关,而且与参加网络的人数有关。分工具有网络效应,与分工有关的交易集中在一处就会产生聚集效益,也即卢卡斯所说的外部效益。自发的经济布局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由“跟风”导致的聚集效益,“纽扣之都”、“皮衣之都”、“领带之都”等的道理也如此。“跟风”者并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已经被市场利用了,虽然他确实为市场的形成贡献了力量。乡土温州之所以能演生出温州模式,其背后隐藏的或许正是“跟风”机制的乡土经济学。(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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