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
吴锡标、陈国灿在《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刊于《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流通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互相结合，形
武汉会战与战时中国工业的建立
徐凯希在《武汉会战与战时中国工业的建立》（刊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化的缓慢进程，造成工业生产能力的极大破坏，八年抗战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篇章，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存战时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沿海沿江地区的大批工矿企业奉命内迁，依靠武汉会战赢得的宝贵时间，中国工业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从而奠定了战时工业的基础，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的爱国论
郑师渠在《梁启超的爱国论》（刊于《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爱国论与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是，他的许多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观点至今仍不失现实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汪云生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刊于《学术界》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日本侵华造成的国难刺激、“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李岩籍贯与陈氏太极拳源流新说
王兴亚、李立炳在《李岩籍贯与陈氏太极拳源流新说――康熙五十五年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及其价值》（刊于《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康熙五十五年《李氏家谱》记叙的是博爱唐村李氏谱系。此谱仅有手抄本，为李氏族人收存。谱中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该村李氏家族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李仲、李岩、李牟与李友籍贯、家世与身世的记叙以及对李氏在无极拳、太极拳方面建树的记述，材料具体，鲜为人知。它的发现为研究李岩、李牟其人以及陈氏太极拳的开创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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