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缘何存在？如何治理？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固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经济增长源泉的差异问题。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讨论，可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
20世纪80年
在以技术为主要动力的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资源的丰裕度成为决定增长的关键。在卢卡斯看来，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技术进步率被认为取决于人力资本建设部门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同时，新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指出，新技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与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关。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还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使物质资本边际收益下降的临界点推后，边际收益下降速度减缓。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已有投资越多，新投资的回报率越高。人力资本形成的这种扩散性和累积性，使得以其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呈现为一种自我强化的持续发展过程。
根据贝克尔和巴罗（G.BeckerandR.Barro）等人的分析，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家庭效用的来源。在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中，父母究竟偏好于子女的数量还是质量（人力资本），取决于家庭预算约束下单位资源在这两方面分别投资产生的边际收益率的比较。在人力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积累率负相关。
贝克尔、墨菲和田村（K.MuphyandM.Tamura）认为，生育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两种稳态：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存量决定的低水平均衡态和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与积累率支持的发达经济稳态。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及其相应的规模效率，决定着一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当人力资本存量很低时，家庭向子女质量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较低，此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较少发生，而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生育率，经济发展由此陷入低水平陷阱。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中出现收益递增，向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实现家庭效用函数的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进而导致低生育水平的存在，并使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经验事实表明，中国城乡人力资本、生育率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着相关性。2003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53、2.93和3.83倍；6岁及其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城乡差距，东部为1.52,中部为1.80,西部是2.38；城乡人口的少儿抚养比差距，东部为6.49个百分点，中部为7.81个百分点，而西部高达12.40个百分点。从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城乡经济目前实际上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状态：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速度，表明农村部门还未走出马尔萨斯理论所描述的贫困陷阱。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缺乏功率强劲的“发动机”，高生育率又在不断地吞噬着最有效增长动力的形成机会，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是艰难的。而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使城市居民获得农民无法获得的高收益率的就业机会，同时，低生育率又成为城市部门高人力资本投资率的一种保障。
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由低水平均衡转向增长均衡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等于未来消费的贴现率；人力资本存量必须达到经济稳态增长的临界水平。前者是人力资本投资发生的逻辑前提，后者为一个经济彻底摆脱低水平陷阱的依赖条件，而生育率下降与这些条件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可以认为，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趋同是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基本条件。
假使农民与城市居民具有相同的生育率水平和相同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不难推断，将会出现如下一系列积极变化：第一，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这种增加来自就业空间的扩大，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由劳动者技能增长而带来的非劳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第二，生育率下降将减少农民子女抚养负担，使城乡人口的抚养比持平。第三，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推进以城市部门存在就业机会为前提。在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无差异时，非农就业机会就会平等地呈现在城乡居民面前，农民的市民化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进程。第四，生育率下降和城市化的加速，在减少农民数量和加速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五，在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趋同的条件下，农民非农转移的能力增强，剥夺农业和农民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就会较为平均地为全社会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这时，农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部门才可能真正为全社会所重视。
基于前述研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应放在促进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方面。其政策目标是，实现城乡之间生育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趋同，在农村培育起与城市部门同质的、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同等竞争力的收入创造主体。这一政策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促进农村部门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快速提高，利用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第二，借助人力资本增长对生育率的抑制效应，实现农村部门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水平的马尔萨斯稳态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稳态转变；第三，充分利用农村部门生育率下降创造出来的发展机会，将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均储蓄的增加及时地转化为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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