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指一个人的气节操守,细节与大节是有机的统一体。在紧要时刻、生死关头,率先出现的并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是大节的“先行官”。
1907年7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四)下午,清军包围了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在数日之前,已得到清军将至的消息,她不但不躲避、不转移,反而痛痛快快沐浴之后,换上一袭白
生于绍兴而比秋瑾小不了几岁的鲁迅,在参加杨杏佛追悼会前,曾接到国民党特务装着子弹的恫吓信,警告他不要与会。鲁迅盯住子弹,执意前往,出门后顺手一拉锁了房门,又随便一伸手将钥匙给扔了。这样轻轻一扔,实质上则是将信里的子弹坚决地顶了回去。这生死抉择中的小小细节,与秋瑾一袭白衫而横眉冷对、以死抗争有什么区别呢!
典型细节作为生命深处的结晶品,往往是在英雄献身的最后时刻,回光返照一样传递出灵魂第一线的最珍贵的消息。吉鸿昌1934年11月24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前,持一树枝在地上写道: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扔下树枝,他的热血很快就洇染了这20个大字,这惊天动地的诗句,出自肺腑,是一位爱国者灵魂的绝好注脚。
早在3年前,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美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吉鸿昌说:“你干嘛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你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了“我是中国人”5个字,佩于胸前,昂首挺胸地出入于美国人之中。这一细节与吉鸿昌殉身前写诗的细节一以贯之,预示出他在人生大节上的刚正磊落,坚贞不渝。
一个人的性格、人品作为总体构件倘是化入历史的年轮,那既往的细节也就铸成为历史的细节了。经年之后,倘有当事人企图伪造、创作一二关键性的细节,改变、移易自身的形象,迹近于猴子捞月。
周作人是个降敌附逆、晚节不忠的作家,1946年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长信,希望人民政府能有使用自己的机会。毛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被养了起来的周作人,“文化汉奸”是他晚年最致命的一块心病,1961年他写了篇约3000字的文章《元旦的刺客》,重提1939年他遭遇到刺杀的事件。文中写道:
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特务,但在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论据……
这20多年前的事件,原本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以为时过境迁,便取借旧事捏造细节,为自己叛国罪行辩护,将此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本人而遭到日本军警的刺杀,这不是将自己打扮成一副差点儿成仁的“准烈士”形象了么?!
周作人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报社一周之内即将此文退回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手中,使这个丧志失节的老汉奸“甚为不快”。历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在这等进了历史“档案库”的细节上耍弄手腕、作伪藏奸,后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人生当然不可以谨小慎微,成天拘泥于小节。但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祸患常起于忽微”,在观察人、了解人、认识人方面,又决然不能忽略关键性的细节。因为人生关键处只是几步,而典型细节也只是在关键处才有所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