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许翰如老人，是抗战时期知名的孩子剧团的第二任团长。他告诉记者，“八・一三”炮声隆隆,淞沪燃起了抗日烽火,我从浦西战区回上海治病,后来因为交通断绝,部队撤退了,党组织就送我参加孩子剧团,做抗战救亡宣传，那年我14岁。
从1937到1942年孩子剧团前后有两任团长，第一任团长去年辞世了。
吴新稼到沪东难民所，找到二十来个孤儿，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9岁。战争的苦难使这群天真的孩子一夜之间长大了。吴新稼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教他们唱歌、演戏。失去家人的痛苦，让他们恨透了日本鬼子。孩子们常常流着泪唱救亡歌，演抗战剧。很快他们学会了几十首抗战歌曲，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5出街头剧。然后打出孩子剧团的旗号，在19岁的团长吴新稼的带领下，到工厂、学校、街头、收容所去演出。演戏要化妆，可他们根本没钱买化妆品，于是就用红墨水涂脸蛋，醮墨汁画胡子。
看演出的群众经常和他们一起唱抗日歌曲。一天，孩子剧团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八仙桥菜市场演出，街头剧《捉汉奸》开始了，孩子们演得逼真，当小演员奚里德指着“汉奸”高喊“他是汉奸”时，四周的群众愤怒地围上来猛打那个“汉奸”。一旁的几个小演员吓哭了，奚里德连忙跳上长凳喊：“同胞们，别打了，我们这是在演戏。”演汉奸的蒯先梁鼻青脸肿，不哭反笑说：“大家痛恨汉奸真好!真好!”
周恩来了解到，小孩子在为抗日救亡做宣传，他很感动，嘱咐上海党组织好好关心这些孩子。
上海沦陷后，敌人四处搜捕吴新稼，党组织决定让他撤离上海。我们都舍不得跟吴哥哥分开，要跟他一起走。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让吴新稼带领我们分两批撤到武汉。
途中，经过南通，我们连着演出了几场，和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经常是台上台下一起哭，一起喊口号。一次正演着，一个中年营长忽然跑上台，抱起一个小演员，泪流满面地大声疾呼：“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儿女，看看这群被鬼子杀了爹娘的孩子，谁不难过!兄弟们，为小弟弟小妹妹们报仇啊!为东北同胞,为全民族报仇啊!”台下很多士兵也哭了，他们喊：“打回老家去!为小弟弟小妹妹报仇!”
一个月后，我们乘船从南通到了扬州，城里家家关门闭户，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说，这里离火线只有5里路。我们的船被守军强行征用，大家只得步行。路上，遇到鬼子飞机一次又一次轰炸。
逃难一个多月后到了郑州。在那里公演3场，每场演七八个小时，场场爆满。演出中间我们还演讲:“全国的小孩子们，我们不能放弃救国的责任，赶快起来，大家一起来做救亡工作，帮助我们的大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国的大人们，我们小孩子都起来了，你们还不起来吗？”
孩子剧团历尽艰辛，终于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专门举行欢迎会。郭沫若激动地说:“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9岁的小弟弟，就晓得出来救亡了，是作孽么？不，是幸福。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是流许多许多勇士的血，牺牲许多许多战士的头颅。用这些血液来做水门汀，头颅做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我不能再讲了，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
孩子们唱起《流浪歌》:
流浪儿，流浪儿,
流浪街头没饭吃，
爸爸妈妈被杀死，
团结我们的小力量，
帮助大人杀东洋。
周恩来难过地埋下头，好多人不停地擦眼泪。
《新华日报》的编委楼适夷去看望孩子们，他刚刚被党营救出狱。看到这些颠沛流离，衣衫褴褛的孤儿，个个声音嘶哑，却还热情地宣传抗日救亡，楼适夷感动了，他说:“我在陌生的暗街中走，忘记了叫车子，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我的心里只有那一张张的红红的小脸，我感到无限的欣慰，我们后一代的人，比我们强多了，谁说中华民族没有希望？”
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凑钱给生病的孩子买药。周恩来说，那么多的孩子家破人亡，我们民族的灾难太深重了!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一支小生力军。
《新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孩子剧团。16个国家和地区发表报道和评论。很多外国小朋友来信支持、慰问孩子剧团。许老说，邓妈妈经常来看我们，还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在第三厅领导下，孩子剧团发展到40人，成为一支优秀的宣传队伍。为了培养他们，党派老地下党员蔡馥生、陈乃昌(解放后曾任贸促会顾问)当指导员，曹荻秋(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长)教英文，文化名人常任侠教语文，著名导演郑君里任艺术指导。冼星海也常来教我们唱歌，学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和好些抗战歌的情景我至今难忘。孩子剧团的演唱水平是得到公认的，这得益于星海先生的训练。
孩子剧团的工作对象是少年儿童，每到一地演出，就动员那里的孩子参加抗日救亡。在它的带动下，全国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儿童剧团。
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孩子们有些去了延安，有些考进戏剧、音乐学校。小指挥严良?进了音乐学院，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央乐团团长。小团长许翰如去了延安，解放后在总政文工团、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孩子剧团这个抗战烽火中的特殊学校培养出了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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