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国民党的力量,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从抗战实际出发,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了蒙古族、汉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他们依靠群众,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此外,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都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斗争。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9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同时,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7月在上海成立。8月,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抗战还牵动着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他们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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