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实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总方针。按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要求，苏维埃运动的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专制制度，代之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总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策略思想，但是，1933年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就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而言，共产国际开始酝酿将苏维埃运动的策略总方针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在上述精神指导下，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在八一宣言起草过程中，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数次审看和修改该宣言的内容，并充分肯定宣言提出的新策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托洛夫曾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形成是总结法国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早期革命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也是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初期的经验而提出的。
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和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策略思想的调整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加紧了推动工作。
1935年8月27日至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贯彻落实代表大会精神及具体落实八一宣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阐释苏维埃政府纲领和八一宣言提出建立的国防政府纲领的区别时强调，国防政府只强调没收汉奸土地和财产，而苏维埃政府纲领则强调没收所有地主土地。代表团建议，在当前中国条件下，应该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切实际的过分经济要求，要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参加同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代表团明确指示：在宣传中和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应该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把斗争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摒弃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商贸和宗教人士采取的“游击作风”。代表团在报告中还提出，要重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以及工人和劳动者的其他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同时特别注意建立反帝协会和同盟。很显然，这份报告在试图改变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上是有明显突破的。
就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施对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进行调整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了新变化。这对酝酿中的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的转变产生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为了赢得苏联政府的武器和物资援助，从1935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频繁接触并展开外交谈判。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代表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快了推进政策调整的步伐。
1935年10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季米托洛夫的信中指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是真正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因此，也表现出一些改变政策的灵活迹象。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在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11月，代表团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12月9日，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
自1935年以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系列工作，最终在1936年上半年取得了成果。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自七大以来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的任务初步实现。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形势下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全民抗战，所有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个任务。
第二，中国的抗日阵营存在着“意想不到”重新组合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抓住“出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和彻底地利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到全民的斗争中去，甚至包括哪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如何。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对苏维埃运动政策作出适时地调整，要让苏区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民主政治，而且对于以某种方式参加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也是民主政治。要让那些真诚地同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真正的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带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文件，它鲜明地表现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总的策略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转变是及时的，也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抗战形势发展的。
但是，我们在肯定上述文件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份文件在有利于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调整的同时，却鲜明地生长出另一种倾向。由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和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文件不但没有强调党要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相反，把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定位为“协助”和“参与”。文件指出：“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的参与，并竭力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产国际的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践根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尽管已明确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方向，并初步进行了理论阐发，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顺利地推进和实现这种转变，能不能在实践中形成推动具体斗争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国内，中共中央也在努力探索适应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也在逐步形成中、实践中。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艰难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通过统一战线引导抗战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一环。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共产国际七大路线与中国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整体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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