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1933年1月,榆关失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宣布,为抵御日本帝国主
红军长征途中,正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中华民族十分危急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的希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并于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决议》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1936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认为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主动作出“放蒋”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不仅如此,在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西安形势十分险峻的时刻,中共中央派张闻天于1月27日亲自秘密到达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王稼祥共商解决内战危机的办法。当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朱德又提出以“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终于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停止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促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但仍然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这就决定了从重开谈判到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必然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历了五个主要回合。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张闻天则自始至终指导着谈判的进行。当8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轮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大势所趋,蒋介石只得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潮流,作出让步。国共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根据国共双方商定,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准备举国抗战的阶段跨入了实行举国抗战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在取消名义、接受改编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持了共产党对红军和苏区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自觉地、主动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不惜捐弃前仇,放弃红军、苏区名义,接受改编,承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但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又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不仅使国民党、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将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幼稚,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它能够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自觉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这是国共合作得以成立、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在实际斗争中认清最主要的敌人和最主要的联合对手,实行策略转变。首先是把打击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都在统一战线范围以内,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意义的对蒋方针上,中共中央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采纳张学良的建议,确认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联合的主要对手。中共对蒋方针即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蒋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客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威胁其代表的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利益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转变其政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某种情势下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主动,作出一定的让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是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基础之上国共双方互动的结果。
第四,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物质基础。红军东征取得胜利,又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同时,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在西北形成一股巨大的共同抗日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各派各军在共同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所有这些,都是蒋氏不得不将共产党作为主要谈判对手,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紧跟形势发展,抓住时局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在正确认识其性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向抗日的方向发展,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第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发扬党内民主,克服党内矛盾,及时纠正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调整党的策略方针,在克服矛盾、解决分歧、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使党和人民武装在对日军作战的不断胜利中巩固和壮大。
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不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光辉的一页。它昭示所有炎黄子孙,发扬国共两党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共同合作的优良传统,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的振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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