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天津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看到了《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其中披露了北京市怀柔县三名女教师遭到辱骂和殴打的事件。他对此义愤填膺，投书《光明日报》，倡议在九月份设立一个教师自己的节日。此后，相关建议纷纷而出，在全社会引起不小的反响。1985年1月21日，六届人大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
旧事重提，只是意在说明一个传统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断裂之后，又慢慢地恢复过来。从“臭老九”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人梯”等等，一个职业的复兴，可以标榜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自新。无论人们对时间如何断代――“传统”，“现代”抑或“后现代”，但对于一个进步的社会而言，“尊师重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一身兼二任，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道德的教化者。知识改造世界，道德化育人心。因而，古人所言“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并非虚言。教师负有如此重任，“师道尊严”当成自然之理。所谓“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道出的正是尊师重教的内在逻辑。
尊师重教的意义如此，那么对于教师，我们给予再多的美誉也不为过，更何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那样令人心生感动。上世纪四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常有断炊之忧，但他仍言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如此风范，足为“万世师表”。散文家朱自清先生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深受师生爱戴。在51岁时，他因积劳成疾而不幸逝世。当时许德珩先生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一个师者的不朽形象跃然纸上，诚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为了尊师，传统上，弟子从师时有一系列的言行举止上的学规守则，比如，学生在受业、作息、进退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矩，但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尊崇。在这一点上，典故“程门立雪”讲得再形象不过。史载，北宋学人杨时、游酢二人去拜访程颐，“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杨时传》）虔诚如此，可见尊师之心真切之至。不过，后人似乎还觉得不过瘾――原本杨、游二人“程门立雪”立在屋内，但为了突出尊师之情，有人将他们挪到了屋外。结果成了，程颐醒来，开门后发现杨、游二人站立多时，已成雪人。很多人说，这有些矫情，但从“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言，这种“改编”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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