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一生的价值

杨国昌，广东梅县人，195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副教务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经济学院院长、国家教委直属高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概论》等。不久前珠海大学园

不幸和幸运都值得珍惜

记者：杨教授，您好！听说您是北师大1955级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可毕业证书却是1985年才补发的，这是怎么回事？

杨国昌：这是一份迟到了近27年的毕业文凭。我是在1958年结束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由于被错划为“右派”，毕业证书一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时才补发。那段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我本来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学生，我能在后半生取得一点成就，是与那些年在逆境中的磨炼分不开的。

记者：您常说影响您一生的有两个人物：一是导师陶大镛先生，另一个是北师大图书馆王曦馆长。从简历上看，您1955年开始攻读北师大的研究生，1956年便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由此看来，陶先生对您面对面的理论指导仅仅一年，怎么会影响了您的一生？

杨国昌：这一年，陶先生给我们系统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他一生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执着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陶先生后来又把我调入经济系任教，使我有幸在陶先生的身边工作了20多年，向他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

记者：王曦馆长是怎么影响了您的呢？

杨国昌：1959年3月，我被派到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水库建成后，是王曦馆长把我留在了新建成的北师大图书馆，此后20年我一直在图书馆阅览室工作。这20年，我读了很多的书，尤其是马列的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为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孤独时读书，如同大师在身边和自己作伴；失意时读书，使自己增添信心和希望；迷惘时读书，能给自己点拨方向。

一生的骄傲和遗憾

记者：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职业状态，您的职业状态是什么？

杨国昌：北师大是百年名校，形成了大家公认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在实践这个校训的过程中，给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其一，在教学上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断进步。身教重于言教，不学习，不进步，就难为人师。其二，在学术上提倡师生平等，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观点，教学相长。其三，在事业上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记者：回顾您一生的从教生涯，什么事最值得您骄傲，而什么事让您产生深深的遗憾？

杨国昌：“桃李满天下”是一个教师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也不例外。我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很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和专家了，有的已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栋梁之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成就不少都在我之上。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在如今的一些高校课堂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经济学之树常青

记者：您近年来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继承和创新》，第一次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有人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似乎侧重于对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分析，而缺少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注重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

杨国昌：不然。作为一部完整和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包含你所说的内容，还有马克思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方面的分析和思考。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正式公布的“六册计划”，他在前三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资本在一国范围内运动的基础上，还将在后三册关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中进一步揭示资本越出国界后，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方式和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马克思本人未来得及完成他的整个理论大厦的建设。而这正是我们的经济学界今天肩负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一体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遗产的不断继承和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一定会得到加强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