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及其继之而起的一大批革命音乐家的音乐,就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昏暗的夜空,打破了当时乐坛萎靡之风盛行的局面,开创了用音乐“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吹响“中国革命之号角”的新时代。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聂耳逝世70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仅以此文缅怀和纪念聂耳不平凡的一生。
天才而勤奋的云南娃
聂耳,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昆明的一个中医家庭。4岁丧父,靠母亲行医卖药清贫度日。1918年上小学,就读于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1922年转入私立求实小学,1925年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年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语组主修英语。在校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
聂耳自幼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学童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多种乐器,常与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一起组成“家庭小乐队”,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昭君和番》等乐曲。母亲也很喜欢听他们的演奏,这无疑是对他们的鼓励。求实小学组织“学生音乐团”时,聂耳被选为乐队的小指挥。他十分喜欢家乡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尤其对云南花灯与洞经音乐有浓厚兴趣。聂耳还十分喜爱小提琴。在省立一师读书时,他结识了一位音乐教员,并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初步学会了演奏小提琴。
在省立一师时,聂耳还与友人组织了“九九音乐社”,常在同乐会、恳亲会上演奏小提琴,曾为黎锦晖编写的《三蝴蝶》等儿童歌舞剧伴奏。后来,他还向当地的一位法籍音乐教师柏希文学习了乐理知识和弹奏钢琴。他也经常参加省师戏剧研究会举办的游艺会,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反串过女主角。聂耳以其特有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学习,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修养,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时势造就的少年革命者
聂耳的中小学时代,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外国列强步步进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充满阶级、民族矛盾冲突的社会环境,促使聂耳深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他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艺募捐活动。由于才干出众,他成为被大家拥戴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云南也很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聂耳亲眼目睹了一幕幕共产党人慷慨就义和进步学生被捕或被杀害的情景,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劳苦大众,争取革命胜利,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在他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使年轻的聂耳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1928年,16岁的聂耳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11月,为响应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聂耳瞒着母亲,报名参加了驻扎在湖南郴州的滇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在昆明招收的“学生军”。但到达郴州后,聂耳很快发现他们只是被反动军阀骗来的“炮灰”。聂耳不甘心继续呆在那里,便在相识的同乡军官帮助下离开新兵营,继而疏通上司与一批年轻军官一起被保送到黄埔军校。不幸的是,到广州后军校认为他不是军官而将他遣散。滞留广州期间,聂耳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不得不仍回到省立一师继续上学。聂耳的这次经历时间虽然不长,却使他深有感触。他说:“虽然理想是直线的,事实是曲线的,但我还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勇往直前地走下去,决不会因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停止。”
1929年7月,昆明城北发生了火药库爆炸的“七・一一事件”,炸毁民房数千间,死伤居民上万人。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各校纷纷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救济灾民,聂耳积极投身救济活动,并成为省立一师救济团的负责人。他由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列入军阀政府的“黑名单”。在1930年春节回玉溪演出结束返校时,他发现自己被一个反动学生监视。同年7月,聂耳因被叛徒出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恰好他已从省立一师毕业,便忽忙取道越南经香港逃亡至上海。
顽强执著的自学成材之路
聂耳到达上海后,顶替三哥聂叙伦进入叫云丰申庄的小商号做小伙计。在云丰申庄的8个多月里,尽管生活极为清苦,聂耳却从未停止学习音乐。1930年底,聂耳因帮人租借影片拷贝,得到100元的酬金,他汇给母亲50元,用剩余的钱买了小提琴、乐谱和冬衣,终于实现了拥有小提琴的愿望。他爱不释手,着魔似地拼命练习。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violin(作者注:小提琴)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呼为《Dream》(作者注:根据舒曼《儿童情景》中的“梦幻”改编的小提琴曲)的乐曲时,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也是够快活的了。若如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
1931年4月云丰申庄倒闭后,聂耳考入明月歌舞团当乐队练习生。歌舞团负责人黎锦晖让团里的乐队首席王人艺帮助聂耳提高声乐和琴艺。8月底,王人艺离开歌舞团后,经人介绍:聂耳得以直接向王人艺的老师、奥地利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学琴。由于工资低,还要交学费,他有时不免要靠当掉衣物来应付。一次,聂耳由于衣衫单薄而受寒患了重症感冒,朋友们都劝他暂停练琴,好好休息,但他仍坚持清晨6时起床,在进行所谓“体育疗法”,锻炼得一身大汗后接着练习,一天也没有停止。这段时间,聂耳还十分勤奋地学习各种音乐理论知识,研究各地的民歌、戏曲,钻研和声学、作曲法,研究汉语声韵学,同时开始学习音乐创作。
在坚持刻苦自学的同时,聂耳也一直渴望进入音乐院校学习深造。1932年8月,他辞去工作到北平报考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未被录取。不过,经朋友介绍,他找到曾经是冼星海老师的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学习了一个月的小提琴。1934年,他又报考上海国立音专,再次被拒之门外。他只得继续坚持自学。这年8月起,经贺绿汀介绍,他又开始向国立音专的俄籍教授阿萨科夫学习钢琴和作曲。
聂耳最终没有能够进入音乐学府深造,他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和不懈的追求,终于成为一位自学成材的音乐巨人。
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开创新兴音乐道路
聂耳到上海云丰申庄后,很快得到了三哥聂叙伦未婚妻的叔父、中共地下党员郑易里的关照。郑易里不但给聂耳生活和学习上的照顾,更给以思想上的帮助。不久,经郑易里的朋友介绍,聂耳加入了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抗日军民的爱国热情促使聂耳进一步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在1932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功,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提琴名家又怎么样?……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聂耳告诉自己:“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为了寻求正确的前进方向,他开始探索“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1932年4月,聂耳有机会结识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田汉。聂耳向田汉谈了对时局和文艺界一些问题的看法及开创新兴音乐的想法,表达了对党的认识和把青春才华贡献给党的决心。田汉从思想上给了聂耳不少的鼓励和帮助,介绍聂耳加入了左翼剧联的剧评小组。据田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聂耳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聂耳开始更加自觉地将自己在音乐上的发展与革命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理论和音乐创作中,开创新的道路。
明月歌舞团的负责人黎锦晖,是中国早期的音乐家,儿童歌舞音乐和歌舞剧的开创者,在推广白话文、普通话(当时称“国语”)和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创作过一些反封建和抗日的歌曲。然而,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转而热衷于搞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爱情歌曲和娱乐性歌舞节目到处演出,为舞厅伴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聂耳对此深感不满,在电影评论中以“黑天使”为笔名公开对黎锦晖进行了批评。在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中,聂耳首先肯定:在“黎锦晖的作品当中,并非全是一塌糊涂。有的确带有反封建的元素,也有的描写出片面的贫富阶级悬殊”。接着,他尖锐批评了黎锦晖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鼓吹“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路线,和为追求票房而迎合低级趣味的作法,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最后,他还向黎锦晖大声疾呼:“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的意识便以为满足!你不听见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聂耳写这些文章并不是出于私人成见,但当时却不被黎锦晖及其支持者所理解,反而引起轩然大波。于是,聂耳毅然离开明月歌舞团,只身奔赴北平寻求出路。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革命者,在这样的生活中,已经是该打屁股。”“他们对我不大满时,我实在有一走的必要。”
聂耳于1932年8月到达北平。他的初衷是想考学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结果是求学的目的未能达到,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经上海左翼剧联去函介绍,热情地参加了北平左翼剧联的排练、演出活动,还应邀为北平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撰稿,成了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一次,他与北平剧联的宋之的、于伶等人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聂耳表演小提琴独奏《国际歌》时,主持人上台去阻止,右派学生往台上扔石块,他无所畏惧地坚持演完他的节目。在与北平剧联战友们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聂耳进一步坚定了把青春献给党的决心,郑重地向于伶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北平剧联党组织认为,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但考虑到他在北平没有固定职业,将很快离开北平回上海,就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离开北平时,于伶让他带给上海左翼剧联党组织三份材料:一是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二是聂耳的入党申请及党组织的意见;三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
1932年11月,聂耳回到上海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初,聂耳正式加入党组织,介绍人田汉和监誓人夏衍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为他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也是在这一年初,宋庆龄等人领导成立进步群众组织“苏联之友社”,聂耳和张曙、安娥、任光等是田汉领导的该社音乐小组的成员。他们积极组织进步电影和戏剧活动,集体学习音乐理论,研究歌曲创作,探讨如何发展中国革命音乐等问题。为了推动革命音乐的发展，同年2月,聂耳与任光、张曙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革命音乐的创作和理论问题,期望开创出既能“代替大众在呐喊”,又“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道路。聂耳经常和许多左翼文化工作者接触,思想又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在音乐创作方面蓄势已久的能量,终于像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
1933年夏,聂耳为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作曲,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聂耳表现劳苦大众斗争生活的处女作。此后,他又为独幕话剧《饥饿线》创作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为女报童“小毛头”作了著名的儿童歌曲《卖报歌》等。这些歌曲首次对那些与时代不合拍的靡靡之音发起了挑战,并逐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时的聂耳,已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的主任和影剧界的忙人。他不仅出演影片中的各种角色、为影片配音、辅导演员唱歌,还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负责人、“联华一厂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电影界游艺会”筹备委员等。极为繁重的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很大的伤害。在一次影片外景拍摄时,他突发脑溢血当场昏倒在地,被紧急送进医院治疗。但他在医院里只住了7天,就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去。
由于左翼电影工作者的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不断被唤起的民众反抗意识,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压制。因聂耳积极参加各种左翼文艺活动,联华影业公司老板迫于压力,借口聂耳有病需要休养,于1934年1月解雇了他。同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和田汉的安排下,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作曲等工作,后来升任公司的音乐部副主任。聂耳和先期进入百代公司、担任音乐部主任的任光等,利用公司为英资企业、不受国民党政府审查的有利条件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组织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
1934年是聂耳创作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也是最丰产的一年,他自称这一年是他的“音乐年”。他先后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风暴》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等插曲,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女》。为发展民族音乐,他领导组建了百代国乐队(又称“森森国乐队”),自任队长兼指挥,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这些作品后来都灌制了唱片,在中国的群众音乐生活中,比西洋乐唱片更受欢迎。同年10月,任光、聂耳主持举办“百代新声会”,邀集各界人士欣赏百代公司新录制的唱片。聂耳创作《毕业歌》、《大路歌》等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因自己写作的歌曲《飞花歌》、《牧羊女》被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引起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不满,聂耳于11月底辞职离开百代公司,又回到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从事音乐创作。他为该厂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配音,并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1935年1月,聂耳为田汉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4首插曲。之后,他又为电影《逃亡》写了主题歌《逃亡曲》和插曲《塞外村女》。
1935年1月6日,聂耳用“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热情地肯定《渔光曲》等一系列革命歌曲,认为这些音乐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音乐的光明前途。他坚信:“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生长,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后来的事实正如聂耳所料。聂耳创造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谱写出救亡的乐章
聂耳一生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除一些抒情歌曲外,反映劳动人民及革命青年生活和斗争的占有较大比重,再就是为数众多的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为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聂耳始终坚持了扎根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大众感情,为人民的需要而创作的思想。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艺术家“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基于这样的认识,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劳动者的心声,并经常踏着晨霜夜露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与码头工人交谈,与小报童交朋友。关于这一点,我亲耳所闻的一件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无锡的鼋头渚发现有一个“聂耳亭”,便好奇地问:“聂耳与无锡有什么关系吗?”当地的同志说:“有啊!”便给我讲了以下一段动人的故事: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编导孙瑜希望主题歌能写得像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深沉有力。为此,聂耳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10月中旬,聂耳又随电影摄制组到无锡拍摄外景。当时,无锡鼋头渚后山正在修一条公路。一次,工人们请聂耳唱歌,聂耳站起来说:“好吧,我就唱一首大家用血汗所谱写的《大路歌》吧。”歌声使一个个筑路工人听得出了神,有些老工人流出了热泪。当时,聂耳一行就住在鼋头渚后山北麓的陈家花园。解放后,无锡市人民为了纪念聂耳和他的《大路歌》,便把这里一座简朴的亭子命名为“聂耳亭”。
聂耳的许多作品的主题和基本音乐元素,都与大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直接来源于民众的劳动生活。早在1932年5月,聂耳随明月歌剧社去武汉演出,轮船夜间停靠在九江时,江上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和音乐创作的冲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他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这正是他日后创作《码头工人》的素材。
聂耳创作的很多歌曲背后，几乎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审他深入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义勇军进行曲》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但刚写出电影故事和一段歌词,就被反动政府逮捕了。文学剧本的创作由夏衍来继续完成。聂耳听到这部电影需要谱写一首主题歌的消息后,便主动去找夏衍。他拿到剧本,把田汉写的歌词念了两遍后,顿觉浑身热血沸腾,激动地说:“作曲交给我吧,我干!”
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构思,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以及该片的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1935年初,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聂耳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他,让他离开上海出去躲避,而聂耳也希望借此机会出国深造。于是,他决定经日本去欧洲、苏联。由于形势紧迫,他不得不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乐谱带到日本去修改完善。因此,这首歌的定稿是聂耳从日本寄回上海的。
聂耳在继承中外优秀歌曲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凝聚在歌曲的每一个音符中。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聂耳大胆地对歌词作了许多处理。他把原词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的“前进!前进!前进!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踏着坚决、勇敢、有力的步伐挺身前进的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
随着电影的公开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由于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它不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当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犹如进军的号角,激励着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36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灌制了唱片,将它改名为《起来》。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罗伯逊曾深情地对刘良模说:“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解放的决心。”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数经起伏,几度沧桑,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已经陪伴着新生的共和国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我们听到或高唱起这首歌时,都会被它那高亢激昂的词曲深深感染,都会联想到中华儿女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前赴后继的英勇气魄和风雨历程,都会为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感到骄傲,获得一种刻骨铭心的激励和鞭策。
永垂史册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三天后到达东京。在完成自己第一个“三月计划”后,他随友人赴海边度假,不幸于7月17日在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聂耳逝世的噩耗传到国内,在文艺界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界中,引起很大的震惊和悲恸。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等地的同志和朋友们为他举行了追悼活动。侨居日本的郭沫若为他写了悼诗。田汉在出狱当天闻讯后写了悼词,并在小序中说:“忽闻聂耳兄又以学游泳于太平洋羁魂不返。其与吾国之音乐、戏剧、电影界之损失,一时殆无法补偿。”
聂耳虽然只活了不到24岁,但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的精神,具有很高思想与艺术价值的音乐创作,他所开创的中国革命新兴音乐道路及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创作作风,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地位。1964年,朱德同志为聂耳题词:“人民的音乐家。”1989年,江泽民同志为聂耳题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永垂不朽!”聂耳无愧于这一崇高的评价。
聂耳既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无产阶级音乐家,更是以音乐为武器的忠于祖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音乐追求和音乐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救国爱民的崇高理想和目标。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尽管也面临不少艰险和阻力,却从未停止过与旧社会黑暗势力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以大无畏精神,冒着生命危险与被压迫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把音乐当作武器,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代表中华民族呼声、充满感召力的革命歌曲,以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各阶层人民高涨的斗争热情和信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革命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正如夏衍在1955年纪念聂耳逝世20周年时所说:“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他“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聂耳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障碍阻止和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他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伟大的抱负。
聂耳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为着所追求的音乐事业顽强进取的一生。聂耳热爱音乐,音乐不仅是他的爱好,是谋生的“饭碗”,更是战斗的武器。聂耳是罕见的音乐天才,但他深知要想成为一位开创中国革命新兴音乐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仅靠天赋是不够的,首先必须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以大胆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努力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才能用优秀的音乐作品鼓舞人民,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因此,他一生都在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想象的刻苦精神勤奋学习,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纵观聂耳的一生,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他确实是一位自学成材的音乐家。正如他的好友,诗人和词作家孙师毅在痛悼聂耳时所写:“你能说聂耳非天才么?他没有步入到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力吗?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什么都是他自己在短促的24岁生涯中,一点一滴获取来的。”
冼星海称聂耳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这是对聂耳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所作贡献的最为中肯的评价。在中华民族遭受着内忧外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音乐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每一个中国音乐工作者面临的社会责任和重要课题。聂耳发起了用音乐激励人们向黑暗的社会抗争,与侵略凌辱中国人民的列强战斗的“新兴音乐运动”。他创作了一系列代表中华民族呼声、充满感召力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的革命歌曲,为革命音乐开辟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聂耳开创了新的创作作风和创作方法,创造了丰富多采的音乐艺术形象,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聂耳的创作既扎根民族音乐文化,也借鉴西方作曲理论和技巧。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等进行曲性的群众歌曲,与同时代的同类作品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强的冲击力;他的抒情独唱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塞外村女》和《飞花歌》等,音乐形象刻画生动传神,情感表达深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堪称是近现代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艺术歌曲;《开路先锋》、《码头工人》和《大路歌》塑造了鲜明的劳苦大众音乐形象,所达到的艺术准确性与深度至今仍为人们所赞叹;他整理改编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等民乐合奏作品,谱写了中国民族合奏音乐的新篇章。
聂耳已经离开我们整整70个年头,但他的歌曲不仅至今仍在神州大地传唱,那激昂而优美的旋律仍在人们耳际萦绕,他炽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学习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深入群众的作风,也足以作为我们的学习楷模。
当我不得不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向聂耳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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