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尽管这段文学距离我们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它的评价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些研究者更对这时期文学持完全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受到各种历史或现实眼光的遮蔽。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是作者继《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之后又一部研究“十七年”文学的著作,该著的最大特色之一,正是超越性历史研究视野的体现。
这首先表现在它历史还原的研究方法。“十七年”文学之所以判断殊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与当时的政治复杂地纠结在一起,而这时期的政治又充满着理想、浪漫和各种失误,研究者们不同的经历和政治、文化态度,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这时期文学的评判价值和立场,也因此形成复杂的对立状态。《旧梦新知》也蕴涵有自己的政治历史态度,但它基本上回避了简单的政治评判,而是尽量将小说创作置身于其原生历史环境中,让事实本身说话。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的,该著意图“阐释‘十七年’小说形式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历史扭结”(第313页),因此,它每章辟出专门篇幅,充分地展示文学创作的背景,在细致的“历史相关性”中将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进行深入的还原。这样的研究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叙述比较多,论述的成分少一些,但其实,它正祛除了先入的偏见,实现了作者还原历史的初衷。在这种历史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更体现出对历史的真正尊重。
其次,表现在它客观而具有同情性的艺术视角上。许多人之否定“十七年”文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这时期文学的艺术水准太低,《旧梦新知》没有运用简单的“跟随”或“翻案”模式,而是将“十七年”小说置于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潮流当中,揭示其独特的审美特色和艺术个性,并强调它作为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地位。在作者看来,文学确乎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它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规约和禁忌,但文学生产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它不是简单地为具体语境所囿限,而是会在各种合力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艺术性。同样,虽然文学有客观的标准,但绝不能简单地以此否彼,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独特和局限,只有在冷静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全面的评价。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运用她所擅长的文本细读方法,挖掘了“十七年”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色,突出了它的自在价值,从而既体现了文学研究独特的深入,更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解的同情”,“十七年”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也得到了真正有深度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