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了十年的郭沫若终于“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国。“七七事变”的枪声,在他心中留下剧痛,同时也向他发出了回国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他毅然踏上了归途。
“其实他
郭沫若一来到上海,就以笔当枪,投身于祖国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他对飞扬跋扈的日本军人恨之入骨,视其为一群疯狗。在飞机大炮轰击中的上海,郭沫若写下《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歼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
一两篇文章还不足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和夏衍、阿英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发表大量的战地采访、新闻特写,报道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其间,郭沫若一连写下了《前奏曲》《抗战颂》《战争》等一批鼓舞气势的诗篇。是年底上海沦陷,《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那些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小书摊也顿时改变了模样。
1938年1月,郭沫若辗转至武汉。“这年他经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蔡震说,“抗战期间的经历奠定了他后期的生活。”这件事就是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几经周恩来的劝说担任厅长。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便请来了阳翰笙、傅抱石、田汉、胡愈之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第三厅其实就是国共合作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其职责是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蔡震认为,郭沫若是“文化统一战线上的领军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在文化界的影响,使他成为国共公认的厅长人选。正如阳翰笙当年缅怀郭沫若时所说:“郭老不仅是革命文艺旗手……而且他首先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革命家。”
第三厅成立一周后即在武汉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每天用一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歌舞、音乐、美术、电影、戏剧……一系列活动让军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郭沫若也忙得不可开交。
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郭沫若和周恩来商议后,第三厅又组织了“献金运动”。《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活动刚开始,摩肩接踵前来献金的人就把设在三镇的6座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以致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由48人增加到约200人。最后总计献金达100万元。用这笔钱购买的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第三厅的抗日宣传活动震撼全国,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化成果也耀人眼目,除了《战声集》之外,还写了200多首以抗日争民主为主题的新旧体诗,但他当时最主要的文学成就还是历史剧。蔡震说:“历史剧是郭沫若整个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两年,郭沫若修改和创作了《屈原》《虎符》《孔雀胆》《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它们就像一把把匕首,剖开历史让人看清现实;又似一盏盏明灯,点亮历史指明抗战的道路。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郭沫若自己则说:“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
在追忆阵亡师长王铭章时郭沫若曾说,“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而这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实践。(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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