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奢靡。
上层社会的奢靡饮食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表现在宴会上，务求气派大，档次高。以“满汉全席”论，其上菜一百多种，用料多为熊掌、燕窝、鱼翅等山珍海味。达官贵人举办家宴，往往须于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以道光年间的河臣饮食而论，其举办宴席，豆腐要二十余种，猪肉则有五十余种。“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器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上行下效，一般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竟尚奢华。
二、暴殄。传统饮食文化中另一消极表现即为暴殄天物。明朝一高官置办酒席，取羊三百只，每只羊割下唇肉一片备用，其余整只羊弃置不用。主厨说，“羊之美全萃于此，其它腥臊不足用也。”而清朝河臣筵席中有一道驼峰菜，其选健壮骆驼，缚之于柱，以沸汤灌其背立死，其菁华萃于一峰，全驼则丢弃，一席所用不下三四驼。此外，还有一些残酷饮食的暴殄行为。清道光年间南河官吏食用鹅掌，则将鹅置于铁笼内，炙炭其下，鹅负痛环走不数周即死，其两掌厚可数寸，余肉不食，一席所需数十百只。到20世纪30年代，四川自流井盐场有一好食鹅掌的暴发户，手法更是推陈出新，即在一小屋铺上一层糠壳，燃火长时间燃烧，后将鹅放在上面；鹅被炙，口渴难耐，即以太原晒醋喂之，直至鹅掌起血，斩之烹菜。更有活剐生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极端行为。明代笔记记载，“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其未死者，冤梦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其他珍怪之品，诸如生食猴脑，以数十活鱼之血调制鱼羹等稀奇吃法，屡见于史书。
三、强让。中餐聚会，多采用同桌会食的方式，既显热闹、隆重，还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这种贵“和”的饮食传统固然值得发扬，但诸如劝菜、劝酒等强让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种美好的氛围，使就餐者多少有些尴尬。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此行为特作“戒强让”一节以示劝戒，他说，“治具宴客，礼也。然一肴既上，理宜凭客举箸，精肥整碎，各有所好，听从客便，方是道理，何必强让之？”而主人常以己箸夹取饭菜，堆置客前，“污盘没碗，令人生厌。”对这样的劝菜行为，王力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津液交流”。有的劝得过了，以至于客人几跪求地上，请求主人，“此后君家宴客，求免见招。”这样的宴会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了。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酒是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凡与亲朋相与，必以顺适其意为敬，唯劝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强之，百计以苦之，”劝酒到了这种程度，倒是筵席上一大尴尬。此外还有酒令劝酒。正式筵席，多有专门监酒的酒官，其职责是维持宴会的秩序，但有时则不然，常常是强劝人饮酒。西汉初年齐悼惠王次子刘章在一次宫中宴会上，被吕后命为酒吏，他就请求以军法行酒。等酒饮半酣，吕后家族有一人因醉逃酒，悄悄溜出宴会大殿。刘章发现后，即刻追上去，拔出长剑斩杀那人。对于酒令之严苛，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讲到，“酒令严于军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尔招集，必以令为欢，有攻焉有纠焉，众奉命唯谨，受虐被凌，咸俯首听命，恬不以为怪。”酒即是敬客的好东西，希望客人多喝，本来是主人的好意，可是又要他们多喝以至于醉而难受，则好意转化为了恶意。陈建灿在《邮馀闻记》中说，“（酒）但会饮当有律度，小杯徐酌，假此叙谈，宾主之情通而酒事毕矣，何必大觥加劝，互酢不休，甚至以能劝为强，客人以善避为巧，竞能争智之场，又何有欢饮哉。”可谓道出饮者的共鸣了。
传统饮食文化的消极面当然不止这些，但上述的奢靡、暴殄与强让三项应该说是最突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至今，流毒不浅。因此，在构建当代中国科学、健康、文明的现代饮食文化进程中，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加以科学的研究、扬弃，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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