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广泛，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救亡工作团”是学习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的，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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