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
山东有位日本孤儿李桂华
在山东烟台市一所普通的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自称为日本孤儿的李桂华老人。据她介绍,她出生于1943年3月,依稀记得父亲姓山川,好像是大阪地区人。她自己的名字叫山川圭子。据李桂华介绍,她父亲原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森林警察的一名大队长,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联军做过地下情报工作。后因情报站遭到破坏,圭子的父母也不知下落。有消息说,他与日本人妻子一起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逮捕杀害了。也有消息说,他们与以开拓团名义来到东北的叔叔山川二郎一家一起返回了日本。但不管圭子父母下落如何,圭子的结局都成了孤儿。在我党地下组织的参与下,不满周岁的圭子被寄养在一个李姓人家。几经辗转,历经千辛万苦,她们从东北经大连、连云港、青岛,最后在烟台落了脚。尽管她现在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孙也十分孝顺。但李桂华始终没有放弃寻根,努力实现证明自己是日本孤儿的梦想。
为此,她不仅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递送了各种材料,而且向日本各地媒体广泛散发,以寻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她努力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日本政府答复说,由于缺少有力证据,难以断定她的孤儿身份。即便能够判明她的身份,由于不符合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撤退期间发生的特定条件,最多只能证明她是日本人,而不能证明她是日本残留孤儿,因此也就不能享受日本政府为残留孤儿设定的各种待遇。日本媒体的普遍反应也是先热后冷,反应冷淡。倒是中国媒体和民众对李老太的遭遇给予了深切关注与同情。
当地的晚报详细介绍了她的遭遇,远在东北齐齐哈尔的抗联老战士刘义权看到有关李桂华的报道后,主动给她写来证明材料。因刘在抗战时期曾任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他与李桂华的日本人父亲有过多次接触,还知道李桂华与另一位朝鲜人孤儿一起被寄养的经过。目前,仍在苦苦等待中的李桂华愤愤不平地对记者说:“战争结束已经过去60年,但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她的日本人孤儿身份至今得不到确认。我与生身父母别离已历60载,却不知他们的生死与下落,更不要说相见。每当回首往事,我总要以泪洗面。岁月的流逝不能磨灭深藏在我心中的伤痛。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如果父母还健在,我要在有生之年与他们见上一面,至少我要亲眼看看还没有踏上过国土的祖国日本。否则,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李桂华老人还对记者说,她不会放弃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孤儿的努力。她现在正在努力写作,将来有一天,她有志将自己的遭遇写成小说和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让中日两国的年轻人都牢牢记住,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残留孤儿故事。
长春有座日本孤儿养父母楼
在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有座红砖砌成的三层居民楼。楼顶上树立的“中日友好楼”几个大字标明了它的特殊身份。这就是由日本友人为日本孤儿中国养父母建造的居民楼。从它的问世以及里面居民的口中,你可了解到许多有关日本残留孤儿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辛酸故事。
在日本战败后的混乱时代里,日本政府对散居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采取了一种“弃民”政策。许多日本孤儿散落街头,因为有了中国母亲超越民族、地域、国界的伟大人性和博大胸怀,他们强忍着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和因此而产生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从街头捡回大批日本弃儿,以乳汁和慈爱加以抚养,这才使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得以存活下来。居住在楼内的李淑贤老太太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今年已是81岁高龄的日本孤儿养母李淑贤老人于1943年与丈夫一起从山东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长春市。一天已经怀有数月身孕的她来到日本人居住区贩卖鸡蛋。正在她与日本一家庭主妇用手语商谈价钱时,一个警察模样的人突然冲出院子对着她的腹部猛踢了一脚。她不仅流了产而且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然而就是这位本应对日本人怀有深仇大恨的中国妇女在战后不久的一天,当她隔窗看到一个洋车夫正为无法收养一个捡来的日本小女孩而发愁时,伟大母爱冲动让她做出重大决定,她让丈夫抱回了这个身着日本黑色小和服的女孩。她决心把她当成亲生闺女抚养。
在李淑贤夫妇的精心抚养下,日本小女孩不仅治好了病,而且有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徐桂兰。徐桂兰有了一个与中国普通孩子相同的命运,她读完了高中,在工厂里找到了正式工作,结了婚,生育了子女。然而正当徐桂兰夫妇刚刚开始享受用甘苦换来的家庭之乐时,知道了自己身世的徐桂兰同其他日本孤儿一样,在1990年返回了日本,而且带走了丈夫和子女。
李淑贤夫妇含辛茹苦,仅存在内心深处的养儿防老的愿望落空了。李淑贤的丈夫在叨念着桂兰名字的思念声中去世。而从两年前因患尿毒症而卧病在床的李淑贤老人只能靠妹妹和妹夫关照。偶尔接到外孙女从日本打来的问候电话,成了李淑贤老人的最大安慰。
同住在中日友好楼内的日本孤儿养母张云芳老太太的遭遇比之李淑贤更惨,她收养的是一个日本男孩,因其生性顽皮,中文说得又不好,没少给他们夫妇带来麻烦。为了给养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不惜舍弃多年创下的家业,几迁其居。养子长大工作之后,也携带家属回到了日本,而且是一去不复返,音讯皆无。留给中国养父母的多是无奈与遗憾。
不过中国养父母收养日本孤儿的故事在日本流传开后,也打动了一些日本友好人士的良心。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中国养父母们表达了敬意和感谢。一位叫做笠贯尚章的日本友人于1990年出资8000万日元,在长春市政府提供的土地上,为中国养父母们建造了这座中日友好楼,以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该楼共32套两室一厅住房。最初住有29户中国养父母。后由于年迈的养父母们逐渐去世和搬迁,现在只剩下7户8位老人。有关中日友好楼的故事还在继续。
另外,家住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曲美云老人与山东烟台李桂华老人有着相同的遭遇。尽管从气质、长相、做派等直观现象看,一眼就能辨别她很可能是日本人,加上她还保留有当时日本生身父母留给中国养父母的各种信物;而且尽管她在中国事业有成,在当地经营一所规模不小的汽车修理厂,膝下儿孙满堂,足可享受天伦之乐,但她认祖归宗的心愿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心情变得越发强烈。只是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而她被寄养的时间也不在日本政府设定的特定期间之内。因此她的日本孤儿身份至今未能证实。对此,她深表不满。曲美云说,“判明自己的日本人孤儿真实身份,寻找生身父母是我寻找做人尊严之举。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我认祖归宗的权利。无论当年我们是以何种身份来到中国都是战争的产物,因此,日本政府不能以任何借口摆脱它应承担的责任。”曲美云表示,即便将来不能判明她的日本孤儿身份,或是判明了却得不到日本政府承认,在有生之年,她也要自费访问日本,亲眼看看从小就把她抛弃了的祖国。
世上绝无仅有的日本人公墓
方正县是个仅有人口23万人的小县,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165公里处。这座小县城的出名是因在该县境内建有一座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受害国政府为战争发动国遇难侨民修建的公墓。当年亲自参与日本人公墓修建的原黑龙江省政府外事部门的赵喜晨先生向我们详细介绍的事情的由来。1962年,正值中国国内3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黑龙江省政府突然接到方正县政府发来的一份报告。报告称,当地农民在开荒时,在方正县城外的炮台山脚下,发现了大批白骨,足有数千具之多。经调查发现,这些白骨多为儿童和妇女的骨骼,尸骨集中埋葬,且埋葬的土层较浅。后经查阅历史资料得知,战争期间,埋葬地附近曾是日本一开拓团总部所在地。日本战败后被日军遗弃在附近地区的妇女和儿童纷纷向方正县靠拢,准备经哈尔滨撤回日本国内。因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加上疾病流行,其中半数人死在了方正县。当然其中也不乏自杀身亡者。
判明事情的原委后,黑龙江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做了汇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决定责成方正县地方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散落在周围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集中掩埋。尽管当时中国国内灾情严重,财政状况十分紧张。黑龙江省政府依然下拨20万人民币巨款,在遗骨发现地附近修了一座日本人公墓,并从哈尔滨废弃的俄国人墓地中选来一块日本人墓地常见的尖顶柱型石碑树立墓前,上边请哈尔滨市著名书法家书写了碑文。上书:“一九四五年亡故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一九六三年存立”
赵喜晨说,当时为日本人修建公墓和树碑,曾在机关内部和群众间引起激烈争论。正是在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着眼日本人民,将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相区别的战略思想下统一了认识。实践证明,修建日本人公墓意义重大。首先它是一部历史教科书,真实地记载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果没有侵华战争。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日本无辜百姓被驱赶到中国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死难者和孤儿发生。因此修建日本人公墓,首要的意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控诉。其次,是向日本人民示好。中国政府和人民以自己的宽阔胸怀和人道主义之举向日本人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日两国要做好邻居,永不再战。
在方正县政府外办副主任李宝元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改建后的日本人公墓。1970年,因公墓旧址将修建水库,日本人公墓被迁移到了离旧址不远的炮台山东侧。面积也由原来的3000多平方米扩大到14000平方米。后来,相邻的麻山日本人公墓也迁入其内(麻山日本人公墓规模较小,埋葬的是500多具战后因无法撤回日本国内而自杀的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尸骨),日本人公墓也于1994年改名为中日友好园林。如今,中日友好园林内苍松翠柏林立,日本人赠送的樱花树点缀其间,树林深处并列着两座日本人公墓:方正日本人公墓和麻山日本人公墓。相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由日本孤儿出资建造的中国养父母公墓,还有一座为纪念在中国东北地区推广水稻早育稀植栽培技术而在中国献身的日本友人藤原长作先生的陵墓。再有一座就是由日本一民间团体赠送的中日友好纪念碑。位于中日友好园林入口处的陈列室内陈列着大量图片和实物,向观众详细介绍着日军侵华罪行和中日友好园林发展的由来。
李宝元副主任说,如今中日友好园林成为了向当地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同时又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征和促进两国人民进行友好交流的纽带。尽管方正县在中国国内名不见经传,但她在日本却名声响亮。目前,包括回国的孤儿及其家属,加上以各种名义在日本生活工作的方正县人竟多达4万多人。每年慕名来方正县参观的日本团队约30多个,共约300人至400人。李副主任介绍说,为了把中日友好园林真正建成方正县对外交往的窗口,园林的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建。
李宝元最后说,我们不主动要求日本人前来参拜。但祭祀死去的亲人是各国的人之常情。为了达到不忘历史,共同面向未来的目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前来方正县参观访问。通过参观了解方正县,也了解那段难忘的历史。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每年都吵着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却对埋葬着大批日本难民尸骨的方正县日本人公墓不闻不问,前来参拜的日本政治家一个也没有。这难道不反映出日本政治领导人同对待历史问题一样,继续对昔日的“弃民”采取着无视和冷漠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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