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方面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的“meme”。meme是英国的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
再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从生物学上讲,因其终身未娶,故早已“断子绝孙”。易言之,牛顿的DNA早已化为历史的云烟,飘逝远去。然而,牛顿的“拟子”――由他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还在陪伴着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可以预见,只要人类不灭,牛顿的“拟子”就将永久地生存下去。
我国古人很重视“拟子”,总在激励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人尽可能多地“生儿育女”。“三立”的提出就是激励的方式之一。所谓三立,是指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对从政者而言的,立功是对从军者来说的,立言则是对从文者而讲的。翻开青史,凡力践“三立”者无不册名其中。作为文化人,作为研究者,谁不希望自己的“拟子”满堂并不绝于后呢!
《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健壮的“拟子”,《经济学原理》是马歇尔精壮的“拟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强壮的“拟子”,《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得彪壮的“拟子”,《国家与市场》是斯特伦奇硬壮的“拟子”,《贫困与饥荒》是森茁壮的“拟子”,《经济增长的阶段》是罗斯托粗壮的“拟子”……中国经济学家的“生殖力”没有理由是低弱的,他们生出虎头虎脑的而非孱弱的“拟子”是责无旁贷的,义不容辞的。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不应该冷落之。
首先,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也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大事――终将是地球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根据库恩的科学进化的范式理论,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是最易产生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热情地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无人堪比。正亲历此事件的中国经济学家倘不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抽象和概括,试问:舍我而其谁乎?若置身宝地而所获不多,岂不自惭形秽,问心有愧?!
其次,维维恩・布朗说:“经济文本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文本”,如果“将经济学话语看作一个阅读和解释经济符号的过程”,则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一个阅读者和翻译者”。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能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总结、升华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译好自己的理解文本,必将惠及世界上别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为之提供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解难题”极其有用的“定理”或“定律”。而这些,对于推进世界文明的进步来说,自是功德无量,功垂千秋。
在经济学王国中,经济理论的茂密丛林,是历经七次“革命”而形成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革命,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革命;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革命,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罗宾逊-张伯伦革命,理论预期革命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革命。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如若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去壮大和充实世界经济理论的丛林,岂不愧对自己所生存的国度、所生活的时代?!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具有较高理论思维的体现,更是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要求和表征。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可谓任重而道远,“必须摆脱世俗的诱惑”,上下求索,以我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才干,辟出一片经济学理论的瑰丽天空。
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学家虎势的“拟子”早日呱呱坠地,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