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和熊猫都是中国特产的“国宝”，同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但是熊猫还存在野生的种群，而麋鹿早已在原产地的野外绝迹。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动物园从国外引进的麋鹿都未繁殖成功。因此，只有在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陈列室里，可以看到古麋的完整化石；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熊猫更为濒危和珍贵。由于一个幸运的机遇，20年前，我和博物馆的同事，终于把流失海外的麋鹿接回了它的故乡――北京。
现在北京南郊建立了一座很有意义的生态园囿，也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那就是在清代皇家猎苑遗址上，于1985年新建的“麋鹿苑”。苑中放养着累计已繁衍数百头的大麋鹿群，在芦苇摇曳、垂柳飘拂的南海子，自由地角逐戏水。这种从英国重又引进回中国的珍稀鹿类，现又生机勃勃，转危为旺。今年，这种善奔跑、喜泅泳、爱角斗的“全能冠军”珍兽，已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候选吉祥物。
麋鹿重引进这件事，还要从我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担任常务副馆长时说起。有一年，我在馆中整理一批原为清故宫收藏的形形色色的各种鹿角。有珊瑚般的驯鹿角、手掌似的驼鹿角、树枝般的马鹿角、矛戟般的梅花鹿角、鸡爪似的白唇鹿角等等。其中有一只与众不同的鹿角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没有一般鹿额前用来角斗的眉叉，而呈多回二叉分歧状，角的主干分为前后一样高的两只。我将那只鹿角尖朝下、柄朝上，倒置地上，果然屹立不倒，这是我国民间用角来鉴定麋鹿的一种方法。这时，我发现麋角主干的腹面，隐现着一片蝇头似的汉字痕迹。拂拭掉上面的尘封，就露出了嵌涂着石绿的楷书，是一篇题为《麋鹿解说》的手记，下款署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岁在丁亥仲冬月上浣御制”。
原来这是清高宗研究物候的一篇科学实录。从这篇乾隆写的《麋鹿解说》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清代皇帝研究“四不像”的有趣故事：那是1767年冬天，天气渐冷，乾隆从塞外巡狩返驾，照例回到紫禁城中避寒。冬至第二天，御园中已经雪盖冰封，宫殿里的地炉烧得融融如春。换上了獭领狐裘的乾隆，闲中突然想起《礼记・月令》曾记载“孟冬，麋鹿解”。可是他狩猎熟悉的“麋”，即驼鹿或驯鹿，都是夏天解角的，从没有见过冬天换角的鹿类啊，会不会是南苑猎苑里豢养的那种叫“麈”的动物呢？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乾隆立刻吩咐身边的太监到那里去察看究竟。差去的人果然很快就从南海子捡了一只麋角回来，禀报道：“那里的麈正在掉角，有的一对角全掉了，有的还刚刚脱落一只角。”乾隆接过一只麋角，不禁感叹道：“唉，古人错把麈当作麋，而朕呢？天下的知识真是无穷无尽，事物就这样不容易摸透啊！”于是，乾隆亲笔写了这篇《麋鹿解说》，敕刻在捡回的麋角上，以记此事。
麋鹿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偶蹄目鹿科麋鹿属，该属仅有麋一个种，因此在生物学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麋古代亦称麈，常用其尾做拂尘。由于它的角似鹿而非鹿，头似马而非马，蹄似牛而非牛，尾似驴而非驴，故民间俗称“四不像”，这正好说明它的外部特征。因为同名异物，它常被人们与驼鹿、驯鹿，甚至鬣羚（即苏门羚）相混淆。1905年英国的鹿类动物宠爱者贝特福公爵，听说中国还有“四不像”，不惜高价买了几头，为给他乌邦寺别墅里放养的麋鹿增添新的血液，以壮种群，可是运到英国一看，大失所望，原来是驯鹿。当年，乾隆也未完全弄清楚，幸好他治学严谨，并未乱下御旨，只是修改清代历书，不曾妄动《月令》。
中国是鹿科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的半数以上，其中有些还是我国的特产，如青藏高原的白唇鹿、海南岛的坡鹿（泽鹿亚种）、东北的梅花鹿以及几种小型鹿类麂、獐、麝等，但是最珍贵的还是麋鹿。据考证，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还到处奔跑着成群的麋鹿，北起辽河流域，南至钱塘江畔，西起汾河流域，东至滨海地区，都曾有麋鹿化石发现。周口店“北京人”的伴生动物中就有麋鹿，安阳殷墟也有麋鹿出土，这都说明麋鹿自古以来就是华夏先民狩猎和豢养的动物。《封神演义》里相传武王伐纣时，周军主帅姜子牙乘坐的就是“四不像”。《孟子》里也有“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的记载。按专家推断，西汉以后因自然环境恶化，再加上过度捕猎，野生泽居的麋鹿就逐渐衰败。最后到清代只剩下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中残余的半驯养的种群。1865年在华传教的法国大卫神甫，从南郊清皇朝猎苑墙外窥见这种奇特的鹿类，夜间用银子贿赂守卒，盗走了麋鹿的皮张和骨骼，送到法国，被科学家鉴定为新种，通称“大卫鹿”。我到巴黎访问时，还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看到收藏的这份麋鹿定名的模式标本。此后，欧洲一些国家先后向清政府索要，或采用盗取手段，从中国弄走若干麋鹿活体。到1900年前后，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乱和永定河泛滥，中国境内囿养的最后一头麋鹿，也自此从北京皇家猎苑里消失了。这座自元代以来称为“飞放泊”的旧皇家猎苑，最后只遗留下一个“鹿圈”的村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由我主编的《大自然》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一篇由中国驻英使馆推荐来的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玛娅写的有关麋鹿的文章。此文介绍了20世纪初，英国贝特福公爵，曾把流散在欧洲各处的18头麋鹿统统收集起来，放养到伦敦近郊他家水清草碧的乌邦寺庄园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逐渐繁衍成五六百头的大麋鹿群。这群海外的麋鹿就是法国大卫神甫在京郊皇家猎苑窥探发现的那群麋鹿的后裔。贝特福公爵为了防范他家庄园中的麋鹿遭纳粹飞机空袭受损，把其中一部分麋鹿分送到欧美其他国家放养。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的麋鹿，就都是英国乌邦寺贝特福公爵保存下来的那群麋鹿的子孙。
文章发表后不久，这位多年在英国乌邦寺从事麋鹿研究的女科学家，即来华访问。我拿出北京自然博物馆收藏的那只原故宫的麋鹿角，竖立在茶几上请客人鉴赏。玛娅真不愧为麋鹿专家，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只老公麋的左角。她摩挲着胳膊般粗壮的角柄，看到上面镌刻着一片精细的汉字，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我向她解释，这篇《麋角解说》的撰写者，是著名的清代乾隆皇帝，文中记载着他在冬季考察京郊皇家猎苑里麋鹿掉角的故事。
“一点不错啊！鹿科动物一般都是在夏天换角，惟独麋鹿才在冬季解角。”玛娅说，这与她在乌邦寺长期观察麋鹿的生态是相符的。我提议陪她到麋鹿最后的原产地――北京南苑海子里去看看，她非常高兴，说正好乌邦寺的主人多年来一直想在中国找个合适的地方，从英国送一批麋鹿回到它们的故乡来！
我们一起到了南郊农场，发现往昔皇家猎苑遗址的“南海子”，虽然由于现代城乡建设，如今只剩下90多公顷用作苗圃的荒原和沼泽，但是自然环境还依稀保持着美国动物画家韦伯当年所作《麋鹿故园图》里的风光。玛娅博士认为，这里只要根据麋鹿生态环境的需要，适当加以改善，还是麋鹿回归最理想的地方。那里的主人苏本英场长和“鹿圈”等村落的当地乡民，听说久别乡亲、侨居异国的麋鹿如今要返回老家来认土归宗，哪有不欢迎的呢？他们热情地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提供这片尚存的“海子”，用作建立新的“麋鹿苑”，来接纳这批从海外远归的游子。但是筹建的经费却尚无着落，当时正遇李锡铭部长陪万里委员长莅临北京自然博物馆视察，我趁机向他们汇报了这个情况。万里同志大力支持，当即指示由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合办此事，打井、种草、修建苑墙和科研、管理用房，耗资数百万元，也很快落实。
经过各方抓紧合作筹办，到1985年夏季，正值大卫神甫发现麋鹿新种120周年之际，当今乌邦寺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终于慷慨地先后分两批，赠送了38头幼年麋鹿给中国。第一批20头以1：3的雌雄比例，第二批18头全是雌麋鹿；并有热心此举的大卫神甫的家乡法国航空公司相助，派运输机专程从英国运抵北京，重新放养到南海子清皇朝猎苑的遗址里。这位贝特福公爵的继承人在北京天桥自然博物馆隆重举行的麋鹿赠送仪式上，充满友好情谊地说：“对我和我们家族来说，能与中国合作将麋鹿送回故园，的确是一件极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欢迎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的宴会上，也曾声称：“麋鹿回归和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当今中英关系史上的两件大事。”
麋鹿重新引进的成功，改善了北京的生态环境。20年来，从海外远归的这群麋鹿，放养在南海子新建的“麋鹿苑”里，逐渐适应了它们祖先生活的环境，第3个年头就有10头小鹿降生，现已繁殖发展到数百头的大种群。并且还分出两群，放养到长江中游石首的自然保护区里，因为它们善于泅泳，躲过了洪水的侵袭，也增加到100多头，在长江两岸逐步重建起了麋鹿的野生种群。那里即春秋时代楚王囿养麋鹿的“灵沼”所在之云梦泽地。在麋鹿还乡的盛举推动下，不久，“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组织伦敦动物园也送了一群麋鹿到江苏盐城大丰滨海的滩涂。那里为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中记载的“海陵多麋，千万为群”的故地，如今也是江苏一处自然生态景点。
自古以来就同华夏人民共同生活的麋鹿的命运，总是紧紧地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王朝衰败的年代，它们流落异邦；当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它们重返祖国，逐渐恢复了兴旺的种群，中国原野上又驰骋起它们秀美矫健的身影。我祝愿新中国从海外重新引进、回归故园的珍稀濒危动物――麋鹿，在这次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评选中获得好运！
长江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的野生麋鹿种群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中繁殖的麋鹿群杨戎生摄
野外角逐的麋鹿赵野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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