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恽代英认为信念是一切成就的源泉，是排除万难的动力，信念能使人甘于淡泊，经受各种考验而成就大事业。他写道：“信仰之引人向上……其功用能使怯者勇、弱者强，散漫者精进，躁乱者恬静”；有理想的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无希望如无灯，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如人遇小挫折即生消极之想也。希望愈大如灯光愈大，则风不能息”。他立下了“伺候国家”、“伺候社会”要“达到圆满的人类共有的目的”之志，并且以信念引领人生，经受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挫折，经受了奉调上海工作时贫病交加、斗争极端残酷的考验，最后在狱中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气吞山河的悲壮诗篇，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忘我精神。
第二，在崇高理想的激励下，恽代英把自身的修养看成是“养成一国善势力的必要途径。”他多次撰文阐述、宣传“不改造自己，盼望改造什么国家”的思想。他认为“吾等每有立志，故不知三省，则久之而此志若存若忘矣”。自14岁起，他每天都记日记，像一位无情的法官，严格解剖自己的言行，每天都为自己打分，督促自省，以观进退。他说：“过如未改，总在日记上自讼，日日如此，即不能改，亦有畏惮之心。”同时，经常背诵格言自勉。他说，“思取经训之最警策者，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吕近溪《小儿语》，熟读成诵。暇时，或行道即默诵之，既使正面修养，反面亦可防遏妄念也。”恽代英还无情地将自己的缺点公诸于众。例如：他曾写《自讼语》，历数“人事之不谙述”，“好以意气凌人，颇有目空一世之概”，“不好整洁”，“好晏起”，“作事殊难有恒”等缺点。他并且坦城地表明：“虽然改悔之诚终于自秘，则且有莫余知而自宽者，今公之众人，则请众读者监察余之决心，使余心不敢懈弛，以重言不顾行之羞。”这真是共产党人的襟怀！
第三，恽代英认为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自然要觉得有联合同志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的创造事业，不是一个人从一个方面做得成功的”，他主张互助、团结、联合。怎样互助、团结、联合呢？他的做法是“自助助人”，即向同志学习以自助，和同志共同进步以助人。他以日记会友，将日记放置于自家居室的案头，供朋友取阅，以求得朋友帮助。他还详细地记录了朋友在学习、工作、生活乃至思想的优缺点，谦逊地从朋友身上吸取长处，热情地帮助朋友认识和改正错误。他认为“常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高，恶诱因不易来。不助人者，其意志自然日卑，恶诱因自易来。”并且，他还组织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以求“互相监督则不至懈怠”，“每日开会则不易辍顿”，“与有志修己之人处，自然相关而善”。互助会每天开会，会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激励，互相观摩，“敦品励学，改善环境”。
第四，恽代英认为，任何人想成就一番事业，一要靠信仰，二要靠能力。学问是“民众物质生活上的工具与精神上的食粮”，学问便是告诉我们最正确最有效力的做事方法。因此，“我们要靠学问改造社会”。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主张求学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他说：“求学而不顾社会的需要，若非求学不成，便是成而无益于社会。”在理想的激励下，恽代英非常勤奋好学。他读书一是“求真”，二是“求用”；他经常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并将心得写成文章，激励世人。他从知识的海洋里汲取了营养，提高了思想道德水平，增长了革命才干，在党的各项工作中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
第五，恽代英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认为只有将读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了解“革命主义与政策的真正意义”，才能切身体会到自身的缺点与弊疾，感到自身与社会需要的差距，从而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不断完善自己。他对自己提出“有生一日，必须做事一日，不做事不如死”的要求，从而始终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五四时期，他是武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武汉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推动国共合作的楷模，是五卅运动的发动者与领导者之一，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左”倾盲动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是党内著名的教育家、理论家、宣传家和演讲家。直至1931年4月29日英勇就义，他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300多万字的宝贵著作。在中国革命史上，恽代英在众多领域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始终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甚至在日记中，对自己每天的实践进行总结反省，以便吸取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实践中达到更高的水平。
恽代英“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他从上述五个方面把党的教育内化为自觉的要求，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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