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钱老的？什么时候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孙家栋（以下简称孙）：最初认识他
他建议建立我国的航天工业
记：您能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钱老回国后的工作情况？
孙：我认为钱老贡献最大的，是他对开创我国航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归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2月，他就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几位元帅陈述自己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我国的航天工业。他的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建立筹备机构，并很快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我国的导弹、火箭研究机构――第五研究院，由钱老任院长。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几个年头，工业那么落后，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那么薄弱，钱老刚从美国回来就提
出我们自己搞导弹，而且义无反顾地担起院长的重担，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他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判断，满怀信心地带领我们干起来，以他的威望、智慧和魄力，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人们称他为“中国的航天之父”，那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记：当时的情况怎样？
孙：1958年毕业回国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五院去搞火箭导弹。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听领导和同志们给我讲五院成立的背景，讲国家的需要，讲有钱老这样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带领，有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视和支持，我的信心逐步增强了。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数学、化学、纺织、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的，我们学航空的倒是与导弹专业最接近，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心。钱老亲自给我们讲授导弹概论，还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等等。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陆续支援我们几发模型弹，派来一些专家。虽然两年后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所有图纸资料，但在党中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指引下，从仿制到独立研制，我们很快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航天事业的道路。从1960年第一枚近程导弹研制试验成功至今，我们的运载火箭已经有11个系列，可以发射各种轨道的航天器；从1970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至今，我国已经形成多功能、多用途的应用卫星体系；神舟飞船多次成功发射，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回头来看，钱老那种建立在科学思考基础上的魄力，那种为国家、为民族不怕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影响着我的一生，他的威望、学识和人格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人。
他带领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技术道路
记：钱老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中功不可没，那么，他在航天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在宏观上，中央对发展航天事业制订了正确的方针，聂荣臻元帅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指导思想，中央把它确定为老五院的建院方针。怎样贯彻这个方针？钱老从技术上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钱老很重视科研，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能攻关克难的科研队伍。他常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不搞科研，只搞生产，那就只能仿制。在钱老打下的基础上，航天科技工业几代领导都很重视抓科研队伍建设，抓科研工作。现在，当时形成的预研一批、研制一批、生产一批的“三步棋”指导思想仍然在指导我们的工作。
钱老以他的远见卓识，带领我们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规划，避免了走弯路。导弹火箭怎么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主持制订了12年规划，我们提前完成了。接着制订“八年四弹”规划，这个工作我参加了，仍是钱老主持。他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和我们一起讨论，审查我们的计算结果。这个计划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但后来也完成了，它的实施使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生产上了几个台阶。空间技术研究院建立后，卫星研制、应用事业怎样发展，又是钱老主持，制订了“三星规划”，即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作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体会更深。
记：请您结合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情况，详细谈谈钱老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提出的思路。
孙：在研制导弹初期，我们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阶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搞设计――要有个程序，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办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钱老提出研究流程，理清各设计环节间的关系，对整个设计过程画流程表。钱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对一些扯皮的复杂问题，从总体优化的角度加以协调；第二就是系统工程。我国的航天系统工程实际上是从画网络图开始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导弹总体部时，就制订了我国导弹研制的第一部管理流程，对产品设计及其审查验证、数据准确性鉴定、设计和生产的质量管理、人员和物资管理都有了明确规定。按这个流程办事，大大提高了研制工作相互间的协调性，大大提高了型号研制的速度和质量。
比如我国第一颗卫星，当时对总体方案有两种思路：一是搞成科学探测卫星，二是搞成工程卫星。搞科学探测卫星要有严格的姿态控制，卫星上要安装一套姿态控制系统，再加上几台科学探测仪器。那样的话，就复杂了，做成工程卫星则简单得多。工程卫星考核什么？如果发射圆满成功，那就证明我们掌握了发射卫星的一些技术。有了这套工程技术，要搞科学探测，装上仪器就行了。钱老反复研究了这两种方案，坚决主张上第二方案。经过高层决策，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一举成功。当时，我们做了五颗样星，结果第一颗星就成功了。1971年，我们用一颗备份星装上探测仪器，作为“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也成功了。
钱老在卫星的发展上思路非常清楚：“东方红一号”重点解决工程问题，把队伍带起来；科学探测卫星打成后，马上先搞“急用的、实用的”，上马返回式卫星；返回技术解决后，再进入同步定点轨道，搞通信卫星。这实际上是钱老发展近地卫星的重要思路，即“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走了这三步棋，近地卫星的基础技术我们就都掌握了。这个思路今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时很了不得：除了美、苏(俄)、中，至今还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搞返回式卫星，不是他们不需要，而是不敢搞。敢不敢跨这一大步、作这个决策，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需要智慧和勇气。当时，我们第一颗卫星打成，讨论下一步怎么走时，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很热烈，是钱老拍了板，大家齐努力，一步步干成了。
他是人民的科学家
记：与钱老共事多年，您对他的为人如何评价？
孙：钱老平易近人，尤其对青年人非常爱护。他给我们讲课，大家都爱听。在一院时听他讲《导弹概论》，到五院搞卫星后，我们不懂，他便自编教材，讲《星际航行导论》。他坚持每周都拿出时间和我们讨论重要技术问题。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他是世界知名科学家，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一开始心里总有点紧张，但钱老很和蔼，总是笑呵呵地。他很少直接批评我们，总是启发式地教育。有一次开会，天气比较冷，门窗都关着，有人抽烟，其他人就呛得咳嗽。钱老什么也不讲，站起来打开门窗，冷风一吹，抽烟的同志这才发觉不妥，马上把烟熄灭了。
钱老为人严谨。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要装四个陀螺，如果陀螺能够很精确地装好，就再拆下来包好，运往发射基地。在总装车间，第一个陀螺装上了。车间师傅说四个陀螺是一批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三个也应该没问题。时间这么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试装了？我想，师傅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那三个怎么也装不上。我赶紧向钱老报告。他听到后并没有批评我，告诉我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他也来到现场察看我们排除故障的情况。那种精密部件的研磨很费时间，我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他也一直陪我们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我印象太深了，虽然他没有批评我，但他那种无声的力量使我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哪怕一点小事我都认真办，不敢有丝毫马虎。
钱老的崇高品德还表现在他敢于负责，勇于替下属和青年同志承担责任。一次，我们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经分析，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出问题了，与总体设计和协调不够有关。我们总体部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总结教训时，钱老看到我们灰溜溜的，就主动给我们减压。他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钱老一席话一下子把我们的顾虑都打消了。在平常工作时，他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几十年干航天，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不好下决心时，想起他的鼓励，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讲出来，和同志们探讨或供领导决策。我当了领导后，看到年轻人工作上有什么差错，也会像钱老那样，敢于替他们担责任，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把事情办好。
记：钱老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孙：前不久，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我们在电视广播中看到钱老精神矍铄，心里非常高兴。钱老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是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
（头像摄影：本报记者刘新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