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坛和诗歌批评领域，吴开晋先生一直是一位活跃而多产的著名诗歌批评家，犹如诗歌园囿里一位辛勤的劳作者和精心的培育者，他不仅为众多著名的诗人、诗歌群体塑像，更为大量无名的新人写下了那么多热
《新诗的裂变和聚变》一书从多个视角再现了新诗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裂变、聚变的原点或焦点。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浪峰：一次是“五四”新诗的崛起，它不仅对以旧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冲击和扫荡，并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而且开始了表现艺术内向化的艺术转型；再一次就是新时期诗歌的崛起与发展，不仅使第一次诗潮得以接续与延展，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新质，并开始有了新的开拓。作者从主体性的觉醒与审美心理结构两个层面深入剖析了新诗潮的基本特征和走向，并从内在心理机制、创作方法、审美观念、艺术表现手段等诸多视角入手，全方位地揭示了新时期诗坛的多元生态，“即：诗人们多元化的思维已代替了过去单一的思维，也必然导致诗歌的多元的态势向前发展。这种多元的态势不仅会影响到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和风格流派以及题材、体裁的多元化上，而且在诗的功能上也会是多元化、多方位的。”正是这种多元化思维和全方位的艺术创造方式，构成了新时期诗坛现代化诗歌的多元形态和基本定势。
正是本着这种多元主义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吴开晋先生尤为推举和看重那种“聚变”式的诗歌，也即在多方位地吸纳了不同艺术质素的基础上而创造的诗歌形态，这是他整体性结构诗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他在《新时期诗歌的聚变与再生》中，就相当关注那种体现了所谓“艺术表现的双向摆动与东方文化精神的回归”之类的篇章，比如他以传统现实主义诗人李瑛、张志民和牛汉等诗人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黄河落日》、《梦的自白》、《华南虎》等诗为例，认为这些诗在客观写实主义方法之外，还大量运用了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而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生代诗人，却开始去写悬棺、敦煌等历史遗存物，体现了一种对东方文化精神的向往和回归。在此，他还特别说及并分析了新古典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和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尤其在《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当代诗中禅道精神与现代主义之结合》等两篇文章中，更是深入论述了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后而生成的新的诗歌形态。聚合、交融正是裂变的基础和前提，而裂变则是聚变的必然结果。作者在观察和前瞻新世纪诗歌艺术的转型及其形态时，正是基于这种多元文化和艺术相互交融整合的视角和方法，同时预言：“下个世纪的中国诗坛，必将是更加多元的和异彩纷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