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当时欧洲的读者看来，才子佳人小说是“浪漫传奇”。既为浪漫传奇，其文学意义当然不在于其“女性意识”的高低和“反封建”是否彻底等社会现实取向的问题，而在于故事本身的曲折、浪漫程度。那么，当时海外的这种接受是否符合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实际呢？答案是肯定的。
才子佳人小说代表作家天花藏主人对于自己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创作重点曾这样说道：
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耶？……虽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方成……千秋佳话也。
（《飞花咏序》）
其他如云间嗤嗤道人、樵云山人等亦在作品中表达过类似意思，这说明，当时海外把才子佳人小说视为“浪漫传奇”是符合这派小说的创作实际的：这派小说的创作重点不在于借“平常夫妇”的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现实，而在于借助文学的叙事性、美学性因素来抒写故事的“传奇”性。这派小说实在是以“叙事”本身为重点的形式主义创作流派。
再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才子佳人小说实在颇具远离社会现实的特质。顺康间，不少江南名城惨遭屠城之祸，其后科场、奏销、《明史》诸案迭起，牵连士人甚广。惨酷的现实在锦簇繁华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没有丝毫反映。但是，我们除了必须指出其远离现实的不足之外，还必须探讨清楚这种只注重“叙事”形式发展的传奇“佳话”小说，为何会发生在这个时候，并且会广泛流传。
要解决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更深入到小说创作的“内部规律”中去探寻。形式主义“文本间性”理论认为，文学的“内部规律”是存在于文学文本与文本之间所构成的交互关系之中的。受这一理论启发，才子佳人小说兴盛并广泛流行原因的探讨，就该从当时的文学创作风气和此前的流行文本中去寻找原因。
首先，才子佳人小说是作为淫风炽盛的晚明小说的反拨而出现的。素政堂主人在《玉娇梨叙》中说：
世于男女悦慕，动称风流。……盖郎挟异才，女矜殊色，甚至郎兼女色，女擅郎才，故其逅遇作合，为人欣羡，始成佳话耳。……小说家艳风流之名，凡涉男女悦慕，即实其人其事以当之，遂令无赖市儿泛情，闾妇得与郑、卫并传。……每欲痛发其义，维挽淫风，……以一洗淫污之气，使世知风流有真，非一妄男女所得浪称也，何其快哉！
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看，正是晚明小说的写实之风走火入魔陷入淫滥，才反向激起了才子佳人小说对“佳话”式浪漫传奇爱情的抒写。已然腻于晚明情欲写实小说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清新的爱情故事自然产生新鲜感，故而这派小说得以迅速流行。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形式的新颖和变幻，也是其流行的重要原因。作为“佳话”，必然是“大团圆”结局，这限定了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只能在故事的曲折方面做文章。其“千部共一套”之毁即缘于此。但既然人人都知道这种小说的“千部一套”――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它必然是才子与佳人的圆满结局的情形之下，为什么还会喜爱它从而使之风行一时呢？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的“母题”论认为，“母题”是有限的，但是，同一母题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叙事形式，因此，不是故事“写什么”，而是故事“怎么写”――叙事形式的变幻，构成了小说的吸引力和审美最主要的因素。清初的江南，对文学形式的探讨风气颇盛，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著名小说评点大家，都非常关注小说的叙事形式问题。才子佳人小说承袭清初重形式的文风而来，总是制造一系列的曲折、巧合来增强故事的传奇性，设置一连串的误会、小人作乱、机缘倒错来让读者的心弦跟着小说主人翁的命运一起沉浮，从而增强读者审美感受的时长和深度，实现其审美效果。而且，在既定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之下，才子佳人小说发展出了“排障叙事模式”、“对称性叙事模式”、“故事套故事叙事模式”等众多的叙事模式，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创作手法。当然，在既定的“大团圆”模式之下，其叙事形式再怎么变幻，也无法走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尴尬，再加上后来这派小说由于数量众多所导致的形式过度重复，遂有“千部一套”之讥。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其后来之失，就连其开创之功也一起否定。
最后，新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很关键的原因。任何一种小说，其核心都离不开人物典型的塑造。才子佳人小说之成功恰在于塑造了一群新型且颇典型的女性形象。如《玉娇梨》中的白红玉、卢梦梨，《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冷绛雪，《金云翘传》中的王翠翘等，她们都有着超乎男人的智慧和才能。与晚明写实小说中女性处于“性奴隶”的地位相比，她们都是纯洁爱情的主动追求者。与历代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总是受制于男性相比，她们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且还能支配男性。正是因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能力和才华都远远超出了男性的女性形象，这才使得它能够广为流播。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这派小说不能对新型人物进行生动细腻的塑造，“千人一面”，从而逐渐失却了吸引力，并最终导致这派小说成为反面艺术典型。这是令人遗憾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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