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创立者马相伯，特别重视学生体质训练，在学校章程中规定，学生必须上兵操课。为此他特聘美国军官做操练指导，后又专门聘请英籍教练。这期间，复旦校董、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也曾着上将军服，到学校亲自指挥学生演练军操。
复旦公学升格为大学后，兵操被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校章规定，无论文科或理工科，学生每周必须参加兵操3小时。1926年冬，复旦学生发起军事训练运动，在校内进行操练,当时的动机是用实际行动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第二年学校作出正式决定，成立复旦大学学生军，用以推行军事训练,目的是强健学生体魄，为保家卫国作准备。当时任学生会执行委员的张丰胄同学，被推举为全校学生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学生军司令。学生军制定了专门军服，与正规军相近，只是军帽做成学士帽式的方角顶，以区别正规军的圆顶。学生军操练时着武装带、绑腿，戎装列队，除做徒手、器械操练外，还实行实弹射击训练。
1929年初夏，孙中山灵榇自北平南运，移葬南京中山陵，复旦学生军受命参加奉安大典，得到中外人士及各新闻媒体的一致称赞：认为各行列中，论纪律与精神，除中央陆军学校之外，当首推复旦学生军。
“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沈阳，东北三省岌岌可危。消息传到上海，复旦师生群情激愤，两千余人齐集大操场，举行国难纪念大会。随后通电全国，呼吁各界团结抗日。事后，校务会议决定，立即成立复旦大学军训委员会，推举理学院院长、化学家林继庸教授任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注册主任温崇信任副主任委员。规定凡身体合适的学生必须参加军训，全校学生编入3个大队，女生组建救护队。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复旦学生军还改名为复旦学生义勇军。东北将领马占山率部奋起抗日的消息传来后，复旦义勇军100多人组成“援马团”北上，到北平后，受到张学良将军的招待和奖励，并赠以干粮、御寒军棉衣。“援马团”最后加入河北义勇军，转战抗日战场。
1932年，日军挑起“一・二八”淞沪战事，战争爆发，156旅奉命开往吴淞、蕴藻浜一线设防。复旦义勇军特制作一面大旗，上书“复旦大学义勇军”7字,黑色的底色象征钢铁，意谓抗日意志坚如钢铁；鲜红的字象征热血，表示随时准备为抗日流血牺牲。从此复旦义勇军又名“铁血团”。50名复旦义勇军在总指挥钰同学率领下，高擎大旗，前往156旅请求参战，得翁旅长同意，加入该旅，协助守卫吴淞炮台。义勇军与士兵一起，冒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坚守阵地34天，予日军以重创。后随19路军撤离，复旦义勇军结束使命，整队返校复课。
在此期间，义勇军主委林继庸教授还与化学系学生秘密制成烈性炸弹，派人潜入日本在沪海军基地，欲炸沉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旗舰“出云号”，终因日军防守严密未果。后又协助韩国志士尹奉吉等，在虹口公园炸毙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河端居等。
热河省会承德继东三省后被日军占领，复旦30余名义勇军组团，乘车北上，投身长城一带的抗日队伍。复旦义勇军教官郭坚悲愤填膺，奋身奔赴热河前线参战，后在台儿庄会战中壮烈殉国。
抗战中，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办学。为了适应战时环境，学校实行战时军事化管理，规定全校师生穿统一制服，上至校长，下及工友，无论东北流亡学生或是官宦商贾子弟，无一例外。制服为灰色土布料，式样接近军服，以今日眼光看，实在土得掉渣儿，然而师生们都以此为荣。
八年抗战中，复旦学生投笔从戎者有800余人。其中为国捐躯者，有梁添成烈士，在日机轰炸重庆时驾机阻击，座舱中弹而殉国；有黄君珏烈士，在日寇“五月大扫荡”中牺牲于太行山；有黄天烈士，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于遵化杨家峪。为推翻蒋家王朝专制统治，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有10多位复旦学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旦大学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有890余人报名参军参干，奔赴南国疆场，占当时在校学生四分之一多。数十年来，许多校友终身服务军界，功勋累累，今已有数人晋升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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