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在个石先生门下时，先生已是和我外祖松亭公同龄的古稀老人，他们都是光绪十六年生，属虎的。初访先生是1962年夏暑假时，先生住北京西城罗圈胡同一所宅院后院的一间小北屋。我们坐在屋外，他真是鹤发童颜，留胡子，穿件短袖没领背心，手摇芭蕉叶扇子，我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他，老太太在一旁坐小板凳用大盆洗衣裳。老两口都是慈祥、朴实的。
聊到诗，他说他喜爱黄山谷，教我要深研杜诗；说到词，他教我要读周邦彦的作品。我告诉先生：“王昆仑先生希望我多学苏、辛词。”他说：“周邦彦的词有规矩可循。”
我每把新作呈先生批教，先生都平放案上，逐字吟哦，看到写得不错的句子，他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的，要的！”我留下的稿子，下次再来时，先生已圈、点过了，再面作批教。对门生的教授，先生真是认真负责，竭尽师道。
在学诗上，先生主张取法要高。一次，我见到一本今人的旧体诗小集子，里边有不少描写外国风情的诗，觉得新鲜就买了两本，给先生一本，不料两天后就收到先生的信：“以弟之才，不宜读此！”他对诗的艺术性要求是严的，造语浅近无意境的作品是不取的。在写诗上，他强调收尾要“振起”，要有精神，他说：“这关乎人的福运。”
先生的为人，是我的楷模。他是同盟会会员，南社早期入社的诗人，当过县长，解放后任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论资历不为不深，但生活简朴，安贫乐道，平易近人。他两次迁居，所住小屋皆不足六七平方米。一张大床，临窗一张书桌（沈从文所赠），两把椅子，一个靠墙的书架外，几无转身之地，而先生安之若素。我帮他跑过换房站，没人愿和他换。一次，黄永玉想因毛主席曾在中南海宴请过他和毛主席的一位老师，且宴后亲自操桨划船请二老游中南海之由，劝他给毛主席写信，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先生正颜对黄永玉说：“孩子，我们是读书人，不兴那样做。”
先生在1970年到学校找我，恰巧我没在，同事卜志一接待了他。后来卜志一对我说：“那老先生穿着大褂，我送他到校门口，他一直面向我退着走了，退到马路边才摆摆手转身走了。我真怕老头儿摔跟斗！真叫人感动！”
是先生不顾暑热，带我和他几十年前的几个学生去看沈从文；是先生知我喜欢戏，带我挤公共汽车去访王遐举；是先生于1964年带我访当时负责秭园诗社的江上峰先生，并介绍我入社，使我成为“秭园最少年”……
先生有《思庐诗稿》4册，仇鳌题签，田星六作序。有《悔红词》稿1册，是我昔日所见所读，可惜失于那场浩劫，至今不知落于谁手！“文革”前，先生到我家，我问及他的诗是否出版过，他神色怆然，泪润双睛。“文革”后期，我们聊天时，我说：“您有诗文传世，是大福！”先生叹口气说：“全无用途。”这4个字牢牢刻在我心上！写诗，抒情而已矣，何关乎经营济世呢？所以，我转而力攻经学了。
先生晚年，以85岁高龄，用他独创的碑体小楷手写诗、文残稿，存《思庐文残稿》、《残杂诗稿》、《早红词简钞》。内中《残杂诗稿》3部手稿，一部留其子孙，一部遗沈从文，一部遗我，给我的是他手录诗稿的第一部，为1974年4月6日写完的。而先生重书的1962年赠我的两首七绝，用的是沈从文给他的明朝撒金宣纸，一师二生之因缘结系于斯，我悬于书房，每凝神望之，吁嗟欲泣！
大幸的是，前几年出版了《田名瑜诗词选》，也可慰先生于泉下了。湖南电视台也介绍了先生，使我在电视屏上见到了先生遗像，我立即想到荀子的那句话：“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陋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话再拉到开头，先生从一“恶少”式的少年，幡然悔悟，折节读书，成了一位大诗人、教育家的实例，不也足以启发今之尚在歧途的青少年们复归正路吗？而先生的持气节、守礼义、携后进的行操，不也足勉今人吗？
先生书法自魏碑出，以碑体运方笔写行书，独具一格，上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将先生书法作品收藏。先生说过：“写字最难，我写了一辈子，还觉写不好。”我见过他用旧报纸，认真地临汉碑，那时他已是80多岁的人了！先生的勤奋，以身教教育着我。
先生名名瑜，字个石，别号苦学老人、半痴，1981年无疾而终于甘肃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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