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神舟五号凯旋之际，我国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院士曾经写了一首七言直抒胸臆。今天，当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的时候，王大珩院士告诉记者：“看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就像欣赏一部梅兰芳主演的炉火纯青的京剧大戏，既有大气魄，细节处也精致。”欣赏这出
美轮美奂的京剧大戏固然是种享受，但更耐人品咂的是绕梁不断的袅袅余音和回味悠长的隽永含义――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一九一五年二月生。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侯艺兵摄）
谢光选：火箭专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谢刚摄）
戚发轫：神舟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一九三三年四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侯艺兵摄）
杜祥琬：原子核物理学与强激光技术专家。一九三八年四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我国新型强激光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侯艺兵摄）
我国的载人航天虽然比美、俄起步晚4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同样多的时间来弥补。中国的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神舟六号的成功为研制和发射空间实验室迈出关键一步，翻开了我国载人航天发展的新篇章
王大珩：我给“神六”总结了16个字：严密安排，全神贯注，珠联璧合，丝丝入扣。航天是一项精密的系统工程，一个步骤、一个零件都不能出问题。我们的科技人员全神贯注，使每一个细节都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内，达到了最优。这又是一项涉及到众多学科、几百家研究院所、上千家工厂的复杂工程，然而在科学的管理和组织下，整体协作珠联璧合，整个过程丝丝入扣。这些特点在神舟五号时已有所表现，到神舟六号则更为明显。中国航天，在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大踏步前行！
戚发轫：回顾载人航天发展的历史，俄、美首开先河。但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并没有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吸取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神舟飞船的研制就是为了要满足宇宙“摆渡”和进行空间试验的需要。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直接瞄准国际上第三代飞船，研制中国的三舱飞船。飞船问世后，技术水平就与他们目前的近地轨道飞船相当。并且，我们的飞船还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国外的轨道舱一般作废弃处理，而我们的飞船在完成在轨运行任务后，轨道舱仍可作为一颗科学应用卫星继续留轨运行。轨道舱增加交会对接机构后，还可以作为目标飞行器使用。
神舟六号的胜利归来，使我国翻开了载人航天事业的新篇章。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这只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标志点。
按照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规划，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分三步来实施。第一步是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
第二步是继续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对接。在突破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建成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
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间试验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以来往于地球与空间站，进行规模比较大的空间科学试验。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的安全返航为第一步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2005年10月，神舟六号的成功返航，打响了实施第二步规划的发令枪。
在费俊龙打开轨道舱和返回舱舱门的那一刹那，中国载人航天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神舟六号上的两名航天员脱下宇航服，进行了简单的科学实验。人的参与将使空间科学试验实现质的飞跃。科学试验从某种意义上并不能事先设定好，试验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根本无法预料到的情况，如果没有人的参与，试验的内容和效果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神舟六号解决了多人长时间在太空飞行、工作和生活的关键技术。
自神舟六号始，中国开始了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活动！
神舟六号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人才队伍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82岁的谢光选院士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批优秀的年轻人已经成熟起来，他们已经接过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接力棒！而自主创新正是这支队伍的最大特点。”
戚发轫：活跃在神舟五号主要技术和指挥领导岗位上的，都是一些老同志。神舟五号七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平均年龄53.6岁，其中还有像我这样70岁的老人。
国家的航天事业要发展，靠这样“老龄化”的队伍是没有前途的。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11年来的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有一定科学修养和实践经验的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
神舟六号七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平均年龄降为48.7岁，其中最年轻的尚志年仅42岁。飞船、火箭试验队中35岁以下的人已占80％，副主任设计师以上人员平均年龄32岁左右。从发射场到着陆场，工程其他系统的关键技术岗位上也不乏20多岁的骨干。
这支年轻的队伍是在载人航天工程这个高度严格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的，是在“两弹一星精神”中熏陶出来的。把担子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挑大梁，我们很放心。
谢光选：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两弹一星精神”仍然在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身上煜煜生辉！
建国初期，我们心里澎湃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爱国激情，忘我地投入到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然而实话实说，那个时候科技人员的待遇是比较高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技人员的生活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科技人员的待遇有所下降。虽然近年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同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外资、合资企业相比，我们的收入还远远低于人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保持了队伍的稳定性，并且不断壮大。那些纯朴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他们最有创造力、最美好的青春，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我几乎亲历了中国航天发展的40多年历程。现在，我已经很放心地把中国航天事业的接力棒交给他们，我为他们而骄傲！
王大珩：自主创新一直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主心骨，这也是中国航天人的最大特点。
神舟飞船从研制开始就瞄准了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水平，直接采用多人多舱的设计方案，可利用空间创世界之最。从火箭研制的高标准到飞船设计的高起点，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建立，到先进的航天测控网形成，所涉及的主要关键技术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这一系列新技术、新创造、新成果，无一不是自主创新的智慧结晶。
不仅在内容上，在制度上中国航天也逐步建立起一套规范，保证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航天科技集团的同志曾给我介绍，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载人航天工程标准和规范正在建立。
载人航天工程是全新的，开创性的工程，要求更高的质量、更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所以原有的标准和规范已不能完全覆盖这些要求。我们及时总结和提炼载人航天工程的经验，正在建立和形成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载人航天标准和规范。
探索太空奥秘,为人类作出贡献,是一个大国的责任。王永志院士曾说：“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000年文明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人类航天事业上有自己的地位并作出相应的贡献。”“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这是中国航天人的肺腑之言
谢光选：在航天科技集团内部，承担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的单位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软硬件条件得到跨越式提升。特别是以KM6飞行器真空试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为代表的一大批建设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同领域的空白。这些基建项目的使用为载人航天工程和航天科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载人航天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科技界本身，还辐射到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可过去我们只能生产一些低端产品。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出高端产品，而是外国人不信任我们的产品质量，把“中国造”等同于“不可靠”。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次次成功正在逐步扭转这种认识，“中国造”逐渐变成了“很可靠”。从火箭到飞船，从复杂的控制系统到一个微小的螺丝钉，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擎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试问有哪个行业的要求比航天业更严密，更精细？如果“中国造”能满足最苛刻的航天的要求，还有什么需求是我们满足不了的？
杜祥琬：探索宇宙奥秘，利用太空资源，这是多么诱人而壮丽的事业！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探索太空又有了新的意义。
太空已经成为陆地、海洋、天空以外，人类的“第四疆域”。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开展空间研究。然而无论建设空间站还是登陆异星，没有载人航天的技术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科技发展的需要来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飞船、火箭、测控、通信等系统的研制过程中，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的过程中，开发了一大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带动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的提高。
载人航天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很多媒体喜欢使用“航天经济”这个词，航天是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还有待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但经过测算，美国在载人航天上的每1美元投资都有9美元的回报。有关统计也表明，我国近年来的1000多种新材料中，80%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有近2000项空间技术成果已移植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同时，随着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地球资源逐渐匮乏是不争的事实。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
中国开展载人航天活动，是民族振兴的需要，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也是全面发展的需要。在载人航天这样的关键领域起步越早，进步越快，获得的生存空间就越大，也就越有能力创造条件解决社会发展的其他问题。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坚持不懈地深入未知领域、贡献新知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正如经济的顺利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一样，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顺利实施也如此。这只强有力的大手，掌握着中国科技发展的舵盘，指引着中国科技前进的方向。杜祥琬院士说：“我国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已经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戚发轫：随着中国航天的不断实践，在航天科技集团内部，一个具有管理创新的航天型号项目管理模式初步形成，建立了能与国际接轨的高效的组织机构，形成了具有科学预见的规划、计划以及能够对工程进行有效控制的综合管理体系。
集团公司成立了载人航天专项管理办公室，形成了将计划调度、经费管理、质量管理于一体，基建技改与研制紧密结合的管理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为载人航天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研制过程中，针对多条战线并举、系统间相互交叉的局面，各单位周密计划，狠抓技术流程和计划流程的优化，制订计划网络图，在统一指挥调度下交叉、并行安排工作。
我们还把项目管理与全过程的质量控制紧密结合起来，确保航天员安全已成为全体研制人员的共识。在研制过程中，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成功是硬道理的方针，从最初的设计到最后的试验，制订了针对载人航天特点的质量管理要求，采用了比其他航天型号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强化质量保证体系建设。通过“表格化”管理等措施，开展以提高产品可靠性、安全性为中心的全面质量管理。
杜祥琬：过去我国实施的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有些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比如两弹一星。我们发扬协作精神，集中优势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工程项目因为建设经验的不足，得到了失败的教训。现在，我国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也有了飞跃性的提高，逐步建立起科学的管理体系。
在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中，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发挥全国大协作的精神，同时融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
现在，中央已经把科学咨询纳入到决策程序中。在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立项之初，总要召集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倾听各种意见，进行可行性论证，以求得出完善、科学的结论。比如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征求了中科院、工程院的咨询意见。
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管理组织能力的提高，更体现在监督机制的完善中。在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不断完善各种监督、评价或监理机制。在863计划中，已经有项目组成立了由没有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业内专家组成的监督或监理小组，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对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估。
载人航天事业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就是在新的形式下，把体现国家意志的中央决策，同科学分析、论证、过程管理、监督评价机制等因素有机结合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在欢庆的赞歌中，科学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杜祥琬说：“浩瀚宇宙，无边无垠，即使登上了月球，我们也只不过刚刚迈出一个光秒的距离。在科学面前，人类探索的脚步永无止境。”
王大珩说：“我希望有一天航天员能像飞行员那样，是普通人都能从事的职业。这就需要我们的科研人员再接再厉，不仅要保证航天员的安全，还要让他们生活得更为舒适。”
谢光选说：“可靠性是航天的命根，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航天来说，可靠性不是试出来的，而是计算出来的，是靠管理保证。我希望青年科技人员学习五本书：《概率论》、《统计学》、《可靠性数学》、《系统工程可靠性和风险》、《可靠性工程》。”
戚发轫说：“航天应用的零部件要求高、数量小，厂家不赚钱。在近几年的科研中，我就遇到过买不到零部件的窘境。然而无论是卫星，还是飞船，更多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从计划经济走来，航天人如何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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