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自己首倡“美育”颇为得意。他写道：“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在古代说音乐的，说文学的，说书画的，都说他们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就是美育的意义，不过范围较小，教育家亦未曾作普及的计划。最近二十五年，受欧洲美术教育的影响，始着手于各方面的建设，虽成绩不甚昭著，而美育一名词，已与智育、德育、体育等，同为教育家所注意，这不能不算是二十五年的特色。”（《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在“五四”激荡的社会风潮中，蔡元培大力提倡“美育”，提醒人们“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在革命时代提倡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这种提法，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
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倡导，出于两方面的基本考虑。其一，蔡元培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把近代西方文化概括为“科学”和“美术”（即“美学”）。比如，他在1917年1月1日发表的著名演说《我之欧战观》中，把欧洲诸强强盛之原因归结为“科学”与“美术”之发达。他对于科学在当时世界中的统治地位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当今为“科学万能时代”。他一直把科学的推广、教育作为重要的目标。同时，他也认识到了科学作用的局限性，指出为文化的健全发展，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必须提倡“美术”。其二，源于蔡元培的教育救国理念。蔡元培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对于“美育”的倡导，并不只是从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他着眼的其实是更为根本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拯救之道。在他看来，这是扭转中国贫弱受欺现状的道路之一。
蔡元培对美育思想曾有详尽的论述。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实体界。在他看来，新教育方针中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属于现象界的教育，目的是满足于政治上的要求。但“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人不能仅仅去追求现象界的相对和短暂的价值，应该从现象界达及实体界，追求超越性的价值。他认为，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是由教育来实现的。教育包含有多个部分，不可能每一部分都有这种跨越现象和实体世界的能力（如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体育等）。教育对两个世界的连接，实依靠于美育。美育即美感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而美感何以有此功能呢？这是由美感的特点决定的。在这里，蔡元培再一次借用了康德的说法，认为美感有四个特点：超脱、普遍、有则、必然。他认为，人类共同之最高目的，不外乎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最大阻力，是人的专己性。而美感具有超脱和普遍的特性，实为专己性之良药。“人既脱落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至此，蔡元培揭示出了美育的最终价值，我们也由此清楚了他大力提倡美育的良苦用心。
从思想来源上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美育》）蔡元培对西学深有造诣，又对传统学术有精深理解，使得他的美育概念并非仅是西方术语的简单译介，他在完成这一命题的同时，也在联结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
方文化的尝试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思潮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它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能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将西方和中国所能提供的精华结合起来。”蔡元培就是能够“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中国思想家的代表，他的美育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主要表现。
美育在1912年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被定为基本教育方针。之后，虽然被1912年的临时教育会议和1915年袁世凯的“特定教育纲要”所取消，但美育在人们思想和教育活动中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美育被确立为我国的教育方针之一，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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