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采取何种有效措施来缓解贫困状况，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适应性这一问题，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是：竞争性市场机制总能够带来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并且在一次性总量再分配格局下，任何一种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都可通过某种竞争机制来实现。这两个结论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分配问题可与效率问题相分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经济学家在讨论效率提高问题时，可以不考虑分配问题。如果社会不认同某种决策分配的结果，可以简单地通过收入再分配加以解决。
但在真实的经济世界里，上述关于竞争性经济机制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不完备的市场机制，往往并不能够带来有效率的配置结果。此时，政府的适当干预便因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显得尤为必要，市场机制不完备的界限决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所有进行再分配的税收必然扭曲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不可能通过一次性总量再分配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不能分离开来。这时，改变税前收入分配的政府干预就值得去做，因为它将减少再分配性税收的负担。现代社会，由于总是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单凭任何一方的力量来配置资源都是不够的，一个健全的扶贫体系就必须同时包含“市场”与“政府”这两种机制，将两种手段配合使用。具体说来就是，依靠市场把蛋糕做大，但政府参与蛋糕的分配也很有必要，其目的就是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顾及公平。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扶贫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工作。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尤其1994-2000年实施“八七扶贫计划”以来，由于政府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减缓，扶贫工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扶贫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当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二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压力越来越重，三是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
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特点有关，即我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转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带动穷人就业和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率不如从前，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也越来越明显地脱离农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以区域发展为导向的扶贫战略尽管成绩斐然，但发展到现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开始缺失，制度环境的变迁使传统输血式扶贫战略的效果难以保障，教育支出的高速膨胀、医疗卫生的巨额支出等常会使已脱贫的农民再次返贫。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教育制度等的跟进，仅仅依靠财政扶贫资金的钱让农民摆脱贫困，已不切合实际。扶贫战略不仅需要有“输血”功能，而且更需要具备“造血”功能。
以教育制度的改革为例。改善了的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造血”功能，能够促进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理论上，如果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则竞争结果的差别就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但在现实中，任何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起点都不是平等的，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有无法改变的先天因素(如遗传)，但更为关键的往往是可变的后天因素，接受教育就属于后天给予的可变因素。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受教育机会更加平等，保证每个人在起点上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会增加穷人摆脱贫困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穷人进入市场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最重要力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于物质资本。舒尔茨把人力资本的概念用于穷人经济学，强调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是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形式，如普及教育、进行短期培训或用各种形式向穷人传播科学知识。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举措。比如，从2005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将安排约227亿元资金，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当然，除了考虑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外，还可以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其他具体国情，来构建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设计。尽管经济学中存在大量关于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著述，但缺乏关于贫困问题的系统理论研究。标准的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需要建立特殊的经济理论来加以解决。这无疑也是中国经济学者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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