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晋商的源流与性质问题。与会者认为，山西商人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发展轨迹也各异，因此将晋商视作同源同流进行无差异研究显然不够。赵世瑜、杜正贞在对泽、潞商人进行研究后，认为泽州商人与晋商的代表性商帮晋中商人并无直接渊源。晋商与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学者们对晋商是否属于“官商”则有较大的争论。孙丽萍认为，晋商的崛起与其在九边贸易中具有垄断性能的盐商关系最大，晋商的衰落与其在晚清时期以票商为主体的山西商人与官府的结合密切相关，在晋商兴起与衰败的两个特殊阶段，晋商的官商色彩浓厚，成为同政府利益密切相关的商帮群体。
2、关于山西票号的争论。近年来，清代山西票商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此次研讨会的参会学者对山西票商与票号的关注程度依然很高。张桂萍、魏明孔认为，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孔祥毅甚至把晋商的金融活动提到中国金融革命的高度来加以分析，对其未能影响现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科大卫则从银行史的背景探讨了晋商的贡献，认为票号的没落不能笼而统之地归结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渠道。
3、从社会史角度关注晋商研究。行龙从研究对象及方法上对晋商研究提出了新的设想，蔡志祥从生活层面勾勒出晋商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及所蕴含的商业关系，郭齐文、刘晓丽则对晋商家族中女性的活动及其在支持家庭生活、成就晋商业绩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4、对晋商的伦理道德与诚信的研究，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刘建生从晋商委托代理制的制度缺陷及基于个人信誉至上的信用选择机制带来的经营风险等方面，揭示了诚信在晋商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赵书华对晋商500年经营实践中所展现的优秀的道德品质与先进的伦理精神进行了总结，张亚兰则认为山西票号的发展、衰败与其特定的信任半径与信任半径的延伸关系极大。
5、晋商个案研究的范围也在扩大。张正明从《范氏家谱》分析了山西介休范氏家族，卢明辉探讨了旅蒙晋商经营发展的轨迹，高春平考察了明清以来碛口镇的商业情形，马伟探讨了近代煤矿业与山西商人的关系。另外，王森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及分析方法，认为晋商脆弱的内部制度及外部入侵是晋商最终消亡的原因。王尚义《论晋商商贸活动的地理区域划分及扩展机制》，宋美云《近代天津山西商人活动略述》，葛贤慧《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比较》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晋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提供了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合编的《山西票号书简资料》一、二辑（光盘版），为晋商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次学术交流会议，不仅对晋商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和拓展视野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对加强海内外的晋商研究力量、推动晋商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层次突破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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