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汉文帝越级升迁、任太中大夫的洛阳少年贾谊曾经建言重视农耕，“殴（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以为这样就“可以为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上》）。贾谊在其他地方也曾多次提出治国务在“贾谊“为富安天下”的设计，也就是以经济发展保证政治安定的战略预想，在文景时代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以安百姓”，这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除了削省刑罚、避免征战而外，轻徭薄赋，也是当时执政集团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的体现。汉初，西汉政府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节制，曾经多次减免田租。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年）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有学者认为，三十税一后来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当时徭役征发制度也有新的变革，据说一般民众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农耕的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时，有“米石至万”（《史记・货殖列传》）、“米斛万钱”（《汉书・高帝纪上》）的记载。而汉文帝时，谷价降至石数十钱（《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据《史记・律书》记载，当时粮价之低，甚至达到每石“粟至十余钱”。
汉景帝执政时期，在行政制度方面有所改革，社会经济也出现了稳步走向全面富足的新气象。汉景帝的政治举措，大体遵循了贾谊当年的政治设计。贾谊的《治安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誉为“西汉以来最好的政论”。但是毛泽东又批评其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贾谊在《治安策》中谈及太子的教育时说，国家的前途，系于太子一身。要使太子道德学问完备，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同时选择好他身边的人。及早教育容易收取良好的效果，使其修养臻于完美，智能得以开发。身边的人的影响，也会作用于他性情习惯的形成。如此，太子品行端正，见识正确，则天下可以安定。贾谊这番话所体现的对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的真诚关心，也许并不“迂腐”。贾谊不过长刘启13岁，从其中说到“早谕教”，“心未滥而先谕教”，特别是所谓“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等口气，可推知当时刘启尚是少年。贾谊去世时，刘启20岁，应当已经是具有成熟个性，对于世事亦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从贾谊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看，刘启即使与贾谊未曾有直接接触，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贾谊对刘启的影响都是必然的。贾谊“为富安天下”的思想，“以富乐民为功”的思想，应当都收到了“谕教”的效果。从汉景帝执政初年的政治表现看，几乎完全是按照贾谊的政治设计在制定政策，推行政策。一些汉文帝已经开始落实的政治主张，在汉景帝时代得到更深入的贯彻。一些汉文帝没有来得及实行或者还心存疑虑，未必有意推行的政策，在汉景帝执政时也陆续出台。宋人胡介所谓“后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谊所言”，汉景帝时代的历史正好证实了这一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景之治”成就了中国古代著名的盛世之一。
是“富民”还是“富国”，作为不同的执政原则，长期以来争议不休。其实，在专制时代，对于帝王来说，“富国”常常就是“富己”，也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所指责的，“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这种做法走向极端，则后果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严正警告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
鲁迅曾经以肯定的口气评论道，贾谊《治安策》、《过秦论》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他的“富民”思想，在晚年汉武帝进行政策转变时得到重新认识，于是颁布沉痛罪己，宣布“思富养民”的轮台诏，又有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的举措。到了明清之际，“富民”思想又在新的认识基点上再次得以申说。黄宗羲所谓“富民”（《明夷待访录・田制二》）、“天下安富”（《明夷待访录・财计一》），唐甄所谓“夫富在编民，不在府库”（《潜书・存言》）等主张以及相关论述，都更为旗帜鲜明。唐甄还强调：“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吏以‘富民’为务，岂可得乎？”“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也。”（《潜书・考功》）对于这样的主张，有的思想史学者以“市民思想”、“民主思想”予以肯定（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09页，第154页），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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