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在中国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
“和实生物”――“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无不由“和”而产生；而“和”的前提，则是物质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哲学世界观。西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与“同”两个不同的范畴。他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论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史伯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一方面，金木水火土相配合能生成万物，五种滋味相调和能满足口味，六种音律相协和能悦耳……这就是“和实生物”；另一方面，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物体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这就是“同则不继”。此处的“和”，是作为与“同”相对立的范畴提出的，它是一个包涵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平衡、协调与统一。
人类社会亦复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价值目标，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要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由有着不同利益关系与利益诉求的人构成的，要承认这种差异性与多样性，承认有矛盾甚至有冲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加充分的物质基础；加上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通过建立社会流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矛盾疏导机制和价值整合机制，逐步解决各种矛盾，化解各种冲突，使全社会逐步实现总体和动态的和谐。
“相成相济”――“和”是社会运行的秩序
“和”是多样性的存在，是多元统一的整体，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与秩序。春秋战国时期，齐相晏婴进一步发挥了史伯关于“和”的观点，将“和”引入君臣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使之由自然哲学的层面上升到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层面，具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他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时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强调，倘若没有水火、醯醢、盐梅、鱼肉等不同成分，没有清浊、短长、疾徐、刚柔等不同要素，没有这些成分与要素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不会有美味之羹与美妙之乐。这里，晏婴将“和”比作“羹”与“乐”，形象地说明了“和”的不可缺失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了“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专一，谁能听之”、“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以及“相成相济”等朴素的辩证观点，强调君主治理国家也应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君臣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启发，从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和谐。为了达致“和”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首先，要“各明其位”，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都要明确各自在统一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其次，要“各得其所”，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构成一定的关系，相成相济，共生共长；再次，要“各尽所能”，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整体呈现和谐、稳定和有序的状态。
这些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六大要求，“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安定有序”的“有序”，也包含了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享其成等方面的含义。
“以和为贵”――“和”是社会协调的保障
儒家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实现“人和”，一是要“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二是要“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记・礼运》）；三是要“存异求同”，辨异同，致中和，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寻求互补和统一。孔子在倡导“和为贵”的同时，在史伯和晏婴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和”与“同”的不同含义，并将二者提升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的“和同之辨”，其原始意义后来得到不断扩展，被赋予了更丰富、也更重要的涵义，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后，日益显示其独特而永恒的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要实现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要做到社会组织机构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都必须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过无不及”――“和”是社会发展的尺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又多表述为“中”以及“中庸”、“中和”、“中道”等概念，“和”与“中”密不可分。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中”在孔子之前，有两重含义：一是《尧曰》的政治哲学之义，一是《左传》的哲学本体论之义。前者指的是政治措施的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后者指的是天地之间的本根之物，即人与万物的生命之源。孔子将“中”衍化为“中庸”，上升为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使之成为一个道德哲学范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中”的主要内涵是“度”，朱熹《论语集注》注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就是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定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过”；只有“无过无不及”，才能实现原有的目的。
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处理好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同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性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就要求在坚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坚持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并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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