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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吾师巴金

2005-10-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宗江 我有话说
巴金终于走了,弃世而去了;其实他早就难言难语了,象征性地活了多日多月多年,但他一生的言语使他永生。

人常妄言永生,永恒,狂呼“万岁”,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尤其“万岁”一词源出封建王朝的山呼,

多少人上人,如希特勒,乃至超希特勒之流,自期“留芳千古”,却遗臭都难,人们、人民、人类一提他们就烦,不能不一提他们只为警惕各种类型祸害人世的恐怖主义。

所以我是同意少喊或免喊“万岁”的,无论对人物或事物。然而对巴金的亡故,我怎么最想高呼哀呼的却是“说真话者万岁”呢?因为吾师正是一位伟大的说真话者。巴金常说他自己是个普通人,的确普通,并且他的普通话说不好,总是带着四川味,如他书中的人物觉新、觉慧……如他的哥哥尧枚、尧林……但是他决心说真话,尤其在劫后余生中,在《随想录》中。

说真话就这么重要吗?就是!说真话就是说人话,说真话才通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然而惟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人民人类所憧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世间各种教派、政派各所呼唤的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英特纳雄耐尔……人间天堂才能出现于宇宙。

值此时刻,我想起了苦难,苦难中的巴金。他以及比他小近20岁的我,都是生长在苦难的时代,国耻重重、忧患重重的时代。我最初读到他的作品,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我正在青岛上初中。家门口有个“荒岛书店”,是地下共产党人开的,我或站或坐、或搬回家来读的书,就有冰心的《春水》、《繁星》,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还有苏联的《铁流》、《毁灭》……此中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巴金的《灭亡》与《新生》,还有他译的《夜未央》。那里面火热地提到革命,提到生死搏斗,虽然我也闹不清是什么样的革命,总之是推翻不合理、压榨人的社会,呼吁着旧的“灭亡”,新的“新生”。总之我是在这“荒岛”的丛书中听到了人的呼声。

随后,我到了天津。上了南开高中,遇到了我的一位恩师英语老师李尧林,他是李尧棠(即巴金)的三哥。他使我解读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警句:“生命不是取,而是予。”(“Lifeistogive,nottotake.”)尧林师又使我解读了王尔德的原文《快乐王子》,叙述立在街头的一个王子的铜像,其身上的华丽金片,乃至最后的宝石眼睛,都请一个小燕子啄去,送达了王子伫立街头望到的不幸人家。最后王子只剩下一身破铜烂铁,为王子奔走的小燕子也疲惫地倒在了王子脚下……后来我又见到了巴金的译文。当巴金的《家》出现的时候,我和同班同学黄裳不禁总在尧林老师的身上寻找“觉民”的影子,当然地没寻到什么,或说想像地寻到了许多。后来和巴老通信成集,成为知交的杨苡姐也屡屡提到巴金特喜爱的《快乐王子》和雨果的取与予的警句。我师,我姐,我们均可说没什么宗教信仰乃至政治信条,但我们所宗都是斯时斯地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做话剧演员,常去尧林师住的霞飞坊,也就是巴金在上海的旧居。我望着满壁的图书,虽无入庙堂之感,却有得入“陋室”之幸。我是怎样初见巴金本人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已是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黄裳带我去的,他早就以尧林弟子的身份拜识,巴金已帮他出了不止一本书。解放前夕,我写出了自己第一部成型的话剧《大团圆》,是巴金为我出的我的第一本书。时我正肺病卧床近两载,黄裳送书来,对我说,“老巴说他北京话不行(我的剧本写的是北京人讲的北京话),可能错校不少。”多年来,我不止一次翻阅,未见一字之错。巴老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翻译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编辑家。他从来不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文坛活动家,却做了最重大的活动――为年轻人出书,出第一本书,甚至亲自校对。这些人包括后来大大知名的曹禺、李健吾、刘白羽……,还有失名而又复出的七叶诗人、无名夭折却在为数不多的读者中仍有记忆的如郑逸文……巴金做了多少好事!

“相濡以沫”的时代过去了,进入了“明朗的天”。我只是个很少出席大场面的部队准作家,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日晴空无云,亦无敌机,在朝鲜战场上,巴金乘了一辆吉普找到了我,双方并未讲多少豪语,却是感动于并未“相忘于江湖”。多少年过去了,抗美援朝过去了,有多少记载往事的作品,能像以巴金小说《团圆》为蓝本的影片《英雄儿女》那样被人反复观看?“向我开炮!”当然巴金不是王成,但是巴金写了王成。

又多少年过去了。另一个极不相称的镜头,也使我永难相忘。又一日晴空明朗,“文革”后期,我和小妹宗英均已“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监督使用”,我们行走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宗英忽停步,低声顿呼:“大哥,巴――”又多年后,我问宗英,你是唤了声“巴――是巴金,巴老?……”宗英说不记得了,也许什么都没喊。巴和我们只注目相视无语,我们只有相视无语。宗英和他似还常见,或在过一个“学习班”之类,二人说了几句还好吧之类。不像在朝鲜我们那样说个没完没了,我只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者,似曾相识恍如隔世。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珊已去。

我尤记得一日萧珊请我吃晚饭,巴金当然坐陪。是在淮海中路上白俄开的餐馆“Re-naissance”,是否标明中译“文艺复兴”记不清了,却还记得吃的是荤素均宜的奶油烤蔬菜,是生平所仅尝的美味。归营(那时我在军中一文艺团体故可称营),团长和教导员对我说,一文化首长来访,我未能迎候,他听说是巴金请我吃饭去了,撂下了一句“不知道黄宗江今后会怎么发展……”

我总要发展的。后来我去援越抗美敌后活动,游击队里和越南诗人江南共饭。斯时《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相互并不相识的江南与巴金的通信。我向江南偶然说起,巴金不是中共党员,江南沉吟片时,严肃地说:“这样的人在越南早就入党了。听你说了,我们更尊敬中国共产党了……”进入“文革”,我在多种感慨中有这样一感:这样我们是不是难被尊敬了?

难被尊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我在列队中等待进入。我旁边是一位至高的文化首长,过去我是很难和他列在一起的,现在倒平等列队了。等候的时间甚长乃作闲谈,我告诉该首长,我最近去过上海,见过老巴。他问:“他在做什么?”我答:“还在写吧。”“写什么?”我随口而答“回忆录之类吧。”他说“他没什么可写的……”!!!近年来常见首长笔下言及他如何无言垂泪于巴金病榻前,可见并未忘也是巴金为他出的第一本书,我不免钦佩这种良知的显现。

我们应有良知。我们――不少的作者群与广大而又广大的读者群是不会忘记巴金的。日来常有人提到巴金梦寐思之的愿望,建立现代文学馆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愿望――文革博物馆,却很少被提及,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巴金在《随想录》中所想:“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我人微言轻,惟有力学巴金师说真话。

巴金亡也,再无语言、再无岁月,但我想山呼:说真话者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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