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吴泰昌（作家、《文艺报》顾问）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缘起人民作家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与世长辞，我们痛失“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位文学大师。巴金一生，为世人写下大量文学作品、真情巨著，也为我们树立了人格榜样，成为民族的永久财富。本报特约作家陈建功、作家吴泰昌、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请他们从“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榜样”的角度谈谈对于文学大师巴金的感悟。
《随想录》所代表的反省精神
记者:巴金从1978年到1986年写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统称《随想录》5集,历时8年,42万字,有人说,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次重要的写作,更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你们如何认为?
陈建功:身处逆境时,对灵魂与人生进行一些思索和拷问,是可能的;有过恶行者,当遭受命运的惩罚时,对自己所为进行一些反省与诘问,也是自然的。而巴金先生,年届八旬,地位显赫,又是一个浩劫中的被迫害者,且身处一种全民族的控诉氛围中――在这氛围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是一个冤屈者受难者――他却出来拷问灵魂,反省自己,这不仅表现为思想和情感境界的超越,也体现了他对那场浩劫认知的深度。他的深刻认知和情感的超越,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巴金老是期待自己“生命开花”,而《随想录》等,正是他在晚年盛开的生命之花。人到晚年,人到显赫,还有思想之花盛开,这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因此,巴金先生,我们真的为他感到骄傲。
吴泰昌:巴金的《随想录》再造了一个辉煌。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影响,不逊于他早年的《家》、《春》、《秋》,甚至超越了这些作品。《随想录》中抒发的感受、理解和建议,得到了经过那段历史的人的共鸣。巴金动笔写《随想录》时已经70多岁,完成时就80多岁了。这部巨著,也看出巴金对人民对历史的负责,也为他的创作生涯的连贯画上完美的句号。应当说,无论中外,晚年有重大作品的作家不多,而巴金的《随想录》,就是重大作品。有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史,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文学来看,因为这是对思想建设的贡献,是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建议、期望。巴金是用作家的语言,表述了这些思想。
张颐武:《随想录》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强烈的人道的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的渴望。巴金的作品始终贯穿的是“人”的精神解放的主题。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的努力,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的表征。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也体现了一个老人真率坦诚和天真的性格。
“讲真话”所折射的人类良心
记者:《随想录》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你们是不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巴金这样的真诚的大家,才能有如此号召力?
陈建功:“讲真话”之引起共鸣,当然因为出自巴金之口而一言九鼎,更因为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而赢得热烈的回响。和“讲真话”的感慨同时做的,是巴金先生痛切的灵魂反省。他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灵魂深处的隐秘和对尊严与人格的放弃。其实,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承受肉体的羞辱都不及精神的阉割更为残酷。“讲真话”之所以被赞许,正因为它对精神自我阉割状态说了“不”。
张颐武:巴金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和写作,“思想解放”的精神才有了更多的认同。所以,巴金努力的价值是异常重要的,也是“五四”那一代人中极少的在新时期还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
吴泰昌:巴金一生对真理的追求从未中断过。他以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写成,代表了同时期最高成就的散文佳构,它的影响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
记者:巴金在“文革”后深入地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这是为什么?
张颐武:这是他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的结果,也是他对于未来中国的坚定期望的结果。他希望中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期望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陈建功:“文革”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苦难,叹惋者多,作品也很多,但巴金直面自己的灵魂,把控诉和叹惋最终回归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的反省上来。比如他在《怀念胡风》中就对自己做了最为痛切的解剖。他的情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深度,应该归结于他一生对人格的追求。这使我想起他在翻译《克鲁泡特金自传》序言中对克氏的评价,他说,克氏经历了80多年的多变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他还引用一个青年的话说,(克氏)在人类中有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今天,当巴金老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用这句话回赠他,也是恰如其分的吧。
为文为人所表现的社会责任
记者:巴金曾说:“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20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而是认为自己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你们如何评价他的这个观点?
陈建功: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见解对当今文学有极大的启发。古人所说为情造文,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为文造情者太多了,甚至是为钱造情,为个人的功利造情。这样的创作,没有作家情感的煎熬与付出,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
张颐武:巴金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的激情,却让他成为“五四”的青春精神的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的探索也使得青年不断为之震撼。
记者:巴金在文章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张颐武:巴金是透明的,这种透明性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也是他的精神的魅力所在。
吴泰昌:巴金最大的特点,是当作家之前,首先做人。他善良,真诚,对朋友宽容,对自己很严格,勤奋写作。他对妻子、儿女充满亲情。对前辈,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非常尊重。对同辈关心理解,如对沈从文、傅雷都是这样。对晚辈,他热情、鼓励,对于中青年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记者:力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的杰作之一,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泰昌:倡议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写作《随想录》之外,他所致力的最大和最后的一件工作,为此他思考了很久。他在1980年12月写的《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中透露了这个想法,而1981年4月4日写于杭州的《现代文学资料馆》一文,是他最早一篇专谈现代文学馆的文章。他说:“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记者:巴金说:“我一生始终保持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索取。”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自愧弗如。
张颐武:我想,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采。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样性的开端。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很大的启迪。
巴金的去世意味着五四一代人已经回归历史,他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资源,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应。巴金的思考对于今天仍然有巨大的价值。我们更应该继承他的探求精神,并作出新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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