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学者们认为，克隆是无性生殖，是一种低级的生殖方式，人类有性生殖到现在，再用克隆这种原始的生殖方式进行生殖，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治疗性克隆如家畜的育种、重现濒危动物等研究应用前景非常宽广。克隆技术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国政府要加紧制定《克隆技术应用法规》，规定克隆技术的范围、条件和把克隆人类胚胎控制在一定的法律和伦理范围之内。
基因伦理的前瞻研究。学者们强调要在技术伦理的视角和方法外建立道德哲学的维度。基因伦理的前瞻研究面对三个基本课题：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本质，到底是“技术革命”，还是“道德哲学革命”？基因伦理的文化反映，到底是提供伦理批评、伦理战略，还是进行道德哲学的准备？基因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到底是“常规伦理学”，还是发展伦理学？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伦理世界、道德世界将呈现自然人-技术人、自然家庭-人工家庭混合共生的过渡形态，道德哲学应当以创造性的价值智慧，卓越地调和与解决这个矛盾。为此，必须进行道德哲学创新的理论准备。
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指导原则。有学者认为应把预防原则作为指导转基因技术使用的基本伦理原则。预防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如果某项行动（特别是对技术的使用）会给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带来某种严重的或不可逆的潜在伤害，那么，我们最好不实施该项行动，尽管对于这种潜在伤害的可能性、严重程度或因果联系尚存在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同时，那些主张实施该项行动的人应承担举证的责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围绕那些有可能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又具有不可预料的巨大风险的尖端技术而展开的争论，将主要的不是一个技术上的争论，而更多的是一个伦理、政治和决策方面的争论。
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尽管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从对立走向交融的时代潮流中，科学与伦理之间也在交流和对话，但它们的矛盾依然深刻，我们的任务是促进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平衡。生命伦理学是科学与伦理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学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学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因此，促进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生命伦理学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网络技术中的道德预设。在网络伦理建设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克服崇尚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倾向，将注意的焦点从纯粹的网络技术转向人自身，从“技术的解决”转向“伦理地关注”和“伦理地解释”，那么也可能会使相应的问题，诸如人沦为“机器的奴隶”、“自动生产线的附属物”等重现。因此，必须更多的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看待网络以及人们的网络行为，必须使“人-机”系统中对机器的道德预设成为可能，从而力图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明确地把“人是目的”的伦理意识贯彻其中，使网络生活不致陷入“技术因素大于人的因素”的伦理困境。
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环境哲学以全新的眼光来解释世界，把自然、人和社会所构成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从而在整体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的“权利”和道德关怀。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环境危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当今时代，环境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类实践的目标，为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哲学基础。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是寻找道德共识。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应力求依据根基性的价值诉求，对面临着的权益冲突的方方面面进行缜密的权重与协调，试图在一个平衡点上赢得所有当事人的认可。在对权益的不可逆的损害面前，应用伦理学自然应采取明确的反对态度与禁止立场。而对于典型的道德两难，应用伦理学提供的解答方案则必须保持开放性、暂时性与可修正性。在一个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复杂与多元化、人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道德真理，不如说是寻找道德共识，也就是说，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赢得大多数人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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