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二月,巴金在医院病床上。 |
那时也有一些别的重要报刊邀约他写,尽管都是一些非常友好的老朋友,但他都没有从命,还是因为言路不畅的原因。他对罗荪(《文艺报》主编)说:“在《文艺报》发表文章,不能像写《随想录》那样随说一通,大陆上的读者对‘随想’久已不习惯了。为《文艺报》写文章,总得慎重些……”他对姜德明(《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说:“(随想录)文章是为潘际垌写的,不一定全是‘大路货’,给(人民)《日报》,不一定恰当,怕给你们找麻烦,请原谅。”没有想到,后来,在《大公报》也曾遇到对他的文章乱删一通。有一次,凡是与“文革”有关的,统统删去;甚至神经过敏到连“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竟与“文革”中的“牛棚”联系起来,当作忌讳,也毫不客气把它砍掉了。巴老大为恼怒,严重抗议同时,决定不再给他们写了。后来还是潘际垌从中斡旋,巴老才原谅了他们。
巴金与妻子萧珊 |
他清醒地认识到:“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他也清醒地看到此事的意义重大:“讲真话”――独立思考――言论自由――人权――道德理想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提升,这是一条现代精神文明链,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实在太重要了。他在给萧乾信中就曾说:“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不过我总算留下一部《随想录》,让后人知道我的经历,我的感情;我还指出了一条路:讲真话。”
终于,随着《随想录》五卷的出版,巴老的思想在内地也开始广为流传。巴老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自我的严苛拷问,呼唤“讲真话”的巨大现实意义……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呼应和支持。想到20年后的今天,开始提倡“诚信”、“求真务实”,企望用来治疗、改造被谎言和欺骗渗透在各个角落的社会顽疾。这不能不说是对巴老“讲真话”的积极认知,也说明我们的社会车轮正在向前转动。
随着历史的进展,《随想录》的思想文化内涵,也许会更加深刻显示出来。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其影响将是深远的。这使我想起我曾接触到的海外的一些反应。例如,日本石上韶翻译《随想录》,几乎是每一卷都与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同步”,比中国内地出版得早。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固然是由于巴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更是因为他在《随想录》中表现的深厚的人文情怀。
有一次,1986年10月,中国部分作家接待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一行,举行座谈。说着说着,水上勉说到了巴老,非常动感情。他说:“我很高兴,称我是巴金先生的朋友。但我也很惭愧,我还不能称为他的朋友。我只能算是他的弟子。他是我极尊重的前辈。
“我想介绍一个情况:(日本)岩波文库是不收小作家(指一般作家)的作品的。他们很早就收了巴金先生的《家》。说明日本读者很早就承认了他。岩波文库也很少收活着的作家的作品,但收了巴金的。巴金的《随想录》在日本拥有很多的读者。一般说来,日本作家要出版随笔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能畅销。但是他们却连续出版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可以想象是因为拥有很多的读者。
“我九次访华,但却没有学会中文。听说巴金先生七十多岁时还在学日文。我很惭愧。巴老在《随想录》中说:一个人不应该在人家痛苦面前盘腿而坐。我每每读到这里,总是含着热泪。我相信这样的话也激动着日本青年读者。”
同行的日本女作家大庭美柰子也说:“《随想录》中讲到一个小骗子的故事。人们会责备这个小骗子,嘲笑受骗的人。但是,巴金却说:不要笑他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想一想,是我们大家都受骗了!他讲得多么好!我非常爱读巴金的作品。《家》就不必说了。《随想录》我就非常爱读。”
水上勉讲话时,脸上漾着虔诚的崇敬的神情。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也就是1983年秋,我和谌容一起接待过另一位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她就是当时非常走红的电影《华丽家族》原著作者。她刚刚出版了新作《两个祖国》,厚厚的三卷。在座谈结束时,她说:她到上海想去拜望巴金,说她“渴望见到巴金”。我们告诉她,巴金先生生病正住在医院里。她说:“我到上海,哪怕到病室去站五分钟,只是看看他,不说话,把这套新书送给他。我就很满足了!”
当我想到这些外国作家怀着这样的深情,有这样的眼光,相比之下,我感到汗颜。显然,我们对巴老的认知和理解,还是少了一些。
※《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首据说是“标题诗”,末二句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想借此形容巴老和他的《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