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流失文物的回收与保护,常常不惜重金从境内域外收购国宝。
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
至于《中秋》、《伯远》两帖的命运,则更为坎坷曲折。清亡以后,二帖流出宫廷,一度散落民间。上世纪30年代,辗转为袁世凯差官郭葆昌所得。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携“二希”逃往台湾。郭昭俊本拟将二帖售予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初落台湾,正在“多事之秋”,根本无意顾及此事。台北故宫方面因经费捉襟见肘,对此亦是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再度沉沦。
1951年,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他意外得悉流失的清宫国宝“二希”竟在香港。原来,当年郭昭俊在台北出售宝帖未果之后,又到香港将二帖抵押给一家英国银行,赎期限定在1951年底。眼看抵押期限将到,可赎金尚无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而英国银行方面对两幅宝帖早存觊觎之心,他们在催促郭昭俊还款同时,极力诱使其将宝帖卖与银行。抵押期限日益逼近,郭昭俊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
郑振铎闻此事急向中央报告,希望政府能够出资购买,以防国宝落入他国。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作出批示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惟须派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于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立即前往鉴宝。在确定真伪之后,两件国宝以重价购回,国人闻知无不振奋,一时传为佳话。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力维艰,尤其外汇储备极其有限。政府此举不仅使两件国宝永存祖国,更表现了新政权对未来事业的高瞻远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定信心。
1951年12月,王冶秋副局长亲自将二帖送交故宫博物院,结束了两件国宝长达数十年的颠沛流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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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献之《中秋帖》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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