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据承建方说,建这条路资金缺口很大。为降低成本,采用的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原始修路方式。而且,为降低成本,建设中产生的上百万立方米弃渣没有外运,而是随意堆放。如此一来,高原大量的植被,有的甚至是经过千万年逐渐形成的植被就在劫难逃了。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媒体关于澳大利亚凯恩斯热带雨林建索道的报道。一条普通的索道,造价高达3亿多澳元,折合人民币15亿元之多。如此高昂的代价,是因为当地政府明文规定,建索道不能破坏山上的一草一木;为保护植被,只好空中作业,动用直升机把设备一件一件吊下去。巨大的成本,就是这样升上去的。这与上述修路的例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中,我们应该悟出点什么?
任何工程都需要计算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来算这个成本账?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成本与效益的得失?成本账要综合算,既要算经济成本,也要算生态成本。如果单从经济的角度看,花15亿元建一条索道,确实不合算。但正是这个“不合算”,保证了生态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其实质是告诉人们,生态第一、经济第二,经济建设要服从于生态保护,应遵循这个原则来处理建设中经济成本与生态成本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经济是“硬”指标,生态是“软”约束,只考虑经济成本而忽视生态成本的现象,在我们有些地方比比皆是。
效益得失要综合衡量,既要看到眼前的、局部的效益,更要看到长远的、整体的效益。就说乐化公路建设,从眼前和局部来看,是降低了修路成本,承建方多赚了钱。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却是得不偿失的。专家指出,高原的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恢复不仅要投入巨资,而且难度非常大,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类似这样的例子,现实中还有不少。比如,为降低成本,一些地方有污水处理系统而不用。淮河治污是最明显的,过去10年间该流域建了57座污水处理厂,但其中有一大半处于停机状态,有的只是应付检查时开一下。与此同时,为治理淮河污染,10年来国家投入了数百亿元,但淮河水质却没多大改观。是得是失,不言自明。
大量的教训一再警示我们,生态环境破坏容易治理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以“伤心工程”为戒,我们再也不能干为了所谓的“降低成本”而置生态环境于不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