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皆倡导固木先固本，做事先做人。读柳宗元的《三戒》，当有新的教益。
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无能而仗势，假威且作福：或如临江麋，依势忘本，乘物以逞；或如黔之驴，身无真技，外强中干；或如永
人们厌恶这种人――在权势面前，他们既无灵魂，亦无人格，极尽阿谀奉承，奴颜卑膝；在权势之外，他们又仁心不在，诚意不留，极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人们又可怜这种人――既可怜他们在权势面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在拉关系、找门路时一脸乞求、一味巴结的奴才之相；又可怜他们对“靠山”是否稳固，“关系”是否变化而朝夕不能踏实、平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魂之态；更可怜他们一朝大树倾覆，猢狲猝散甚至厚颜攀新主的那种可气复可恨的无赖之状。
人们更鄙视这种人――乘物以逞之流，无真才可言，无实学可道，无品德可称，无人格可论,其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关系的寻找和人身的依附。这种人实际上已蜕变成行尸走肉，无骨、无魂、无神，虽耀武扬威有时，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步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之后尘而赤条条一身遁无影呢？
冷静想一想，临江麋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麋，黔之驴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驴，永州鼠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鼠，原本有着三条深层的原因：其一，有势可仗。麋、驴、鼠的悲剧，首先源于为“乘物以逞”之流提供可仗之势者。我们有些人，或出于自身的心理缺陷，或出于自信心的缺乏，或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或推崇，热衷于营造小圈子、小团体，一遇附势之流，则欣然接纳，在用人上，有意无意地“关系高于一切”，甚至于纵容“乘物以逞”之流打旗号以谋私惠。可以说，是提供可仗之势者促成了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而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悲剧之元凶乃提供可仗之势者。其二，攀势以仗。导致“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乘物以逞”者自己应负不可推卸之责。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寻仕途不循正道，求功名不择手段，寄希望于走捷径，以至于弃人格廉耻于不顾而趋炎附势。殊不知，有无相生，高下相倾，炎攀势附之日，亦即祸生灾降之时，悲剧的制造者，原本是悲剧的主人。然而，正如柳公所言，这类人中，许多仍是“至死不悟”！其三，畏势纵仗。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酿成，有“有势者”的原因，有“攀势者”的责任，但是，与芸芸众生的“畏势”不无关系。如若这个世界十分地洁静，如若有势者不势，无势者不畏势，虽有“有势者”提供前提，“攀势者”极尽内因，也难得“以逞”。从这种意义讲，社会对“乘物”行为的沉默、认同、纵容，也为“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从柳宗元的《三戒》中，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要自知之明。要担当大事，成就大业，必须尽心在“明强”两字上，以明强为根本。人要有自知之明，既知己长，亦知己短；既善扬己长，又勤补己短，如果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看得不明不透，如果不自量力，一味蛮横逞强，定难自立于世。二要自强不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富强，必须要有实力；一个人要自立，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因此，有志者必须自强不息。不仅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
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知识财富，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文明成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自强、自坚、自立。三要自善其身。一个人要成为有用之材，必须时时注重修身养性。有
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为无涵养、无作为之辈。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如果我们把权力看得很轻，把名利看得很淡，把欲望看得很薄，才能做到淡泊无争，心无旁骛，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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