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0年前，1995年8月的一天，我去拜访他，因为离抗战胜利纪念日不远，话题自然转到与抗战有关的事情上来。
叶老说：“1936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
叶老被捕以后，遭到日本秘密警察的审讯和毒打，而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是来找工作的”。每日的审讯持续进行,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了下去。慢性肠炎和神经衰弱把他折腾得瘦弱不堪。“辱骂、毒打、疾病我都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身为中国人,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而我却在这里自生自灭”，叶老沉痛地说。到了七月下旬,他从新关进来的人那里零零散散地听到一些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回答审讯者的问话了,以此来表示对日本法西斯的抗议。
叶老接着讲：“日本宪兵认为我是一个具有危险思想的人，不宜在日本居留，于是‘限定近日离境’，之后我就被放了出来。回到住所，我带着一箱从东京搜集的进步书刊登上了驶往中国的加拿大‘皇后’号。一想到自己将要投身到祖国的抗日洪流中去，就感到无比振奋”。叶老告诉我，他1937年8月11日回到武汉。到武汉以后,就和朋友们一同发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所有愿意参加抗战，共赴国难的作家和艺术家为抗战出力。
“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您对三厅的情况了解吗？”我问。
“当然了解，因为我当时正在三厅工作，厅长是郭沫若,受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我本人在第七处负责对外的宣传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每天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稿来，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广播出，笔译、口译、广播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所以,第三厅机关也就成了外国记者和文化人士的访问之地。因为我会两门外语，一些国际友人的翻译由我担任，其中著名的就有史沫特莱和伊文思。”从叶老激动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当年他投身抗战的身影。
日军在台儿庄失败以后，便掉头攻打当时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武汉。日军对武汉三镇形成了三面包围，武汉的所有政府机关都要撤退到重庆去，三厅也不例外。叶老说：“当时我想，自己是搞外文的,到重庆去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抗战工作,不如去香港，利用专长做些对外的抗战宣传工作”。到香港不久，他便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保卫同盟”的工作，把从延安或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小册子翻译成外文,在香港印刷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一次，我接受了一项紧急而又重要的翻译工作：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阶段》(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外文。晚上，我打开那本黄土色纸印刷的《论持久战》，认真体会和推敲书中那些政治、军事、经济名词的实质性涵义,力求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书中的思想观点。当第一节翻译完的时候,一缕红霞已从窗外的山坡上射了进来”。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得知，当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时候，他受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到英国作战时宣传工作。“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奔走于城镇、乡村、兵营,向英国各阶层人民讲述中国人民是如何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与装备优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有效的斗争。演讲不仅鼓舞了英国民众的士气,而且也博得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他们在会场纷纷捐款给‘英国援华委员会’,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那天，您是在哪里呢？”我问。
“我是在英国度过的，那天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叶老说，“1945年8月15日夜晚,我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旅馆里,躺在床上正考虑第二天去演讲的事情。忽然窗外人声鼎沸,像过节一般热闹。我连忙下床,穿好衣服,跑到旅馆外面去看个究竟。当人们发现我是中国人时,便朝我拥过来,把我举在空中,呼喊着：‘日本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视线模糊了，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叶老久久沉浸在回忆中。就在我拜访他的那一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功勋纪念章。
叶老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他在抗战中所做的杰出贡献，将激励着我们为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叶君健（右一）与爱泼斯坦等人在香港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