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
收信人孟真（傅斯年）与志希（罗家伦）并列，当时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提及的蔡先生就是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的陈寅恪既是清华大学教授，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寅恪发现了《蒙古源流》的多种版本，认为是校注该书的最佳时机，但是因为在清华大学上课，不能全力以赴作研究，于是写出此信，希望继续拿清华的工资，但一年暂不上课，集中力量研究《蒙古源流》，盼望两个上级单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陈寅恪的这个要求是否得到响应不是很明确，但此信罗家伦读过是没有问题的。在同年十月六日，傅斯年在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史语所希望与清华大学合作的事，并点名说到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之。在谈到陈寅恪时称：“寅恪事前已与志希谈之，望志希开一个Formula，□□！”（《傅斯年全集》七卷书信）空缺的两字怀疑为“OK”。这就是说，对于陈寅恪提出的问题，傅斯年希望罗家伦给开一个处方予以解决。
究竟清华大学为陈寅恪开过绿灯没有，因缺证据，尚不能证明。不过，这个时期，确实是陈寅恪先生研究《蒙古源流》最有心得的时期。陈寅恪在论文中以副标题形式标识出来的蒙古源流研究系列文章共有四篇，即《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原载1930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原载1929年8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1930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两篇同载于1931年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册。这些论文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主要贡献，标志着我国蒙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蔡美彪《陈寅恪对蒙古学的贡献及其治学方法》，《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陈寅恪先生研究《蒙古源流》，已经有些时日。根据劳?的回忆，民国十七年秋天，陈寅恪先生就在北大开设《蒙古源流》研究课程，转年，因为身体缘故放弃了北大的课程。与此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完成了筹备阶段（1928年3月至9、10月正式启动），根据傅斯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研究所设置了史料学组，“由研究员陈寅恪在北平组织之”，报告中提到陈寅恪的研究工作“尚有考定《蒙古源流》，及校读番藏等”（《傅斯年全集》第六卷13页）。这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已经把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纳入研究所的计划之中。后来陈寅恪的研究进度，也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中时时有所反映，如1929年7月，“研究员陈寅恪本月内仍续作其《蒙古源流》考之研究”（同上，46页）；同年9月，“研究院陈寅恪新撰《蒙古源流考》论文一篇”（同上51页）。
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的详细进展情况，后来虽然《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一文刊登在1930年的《集刊》上，其实成文是在1929年。后来的两篇《蒙古源流》研究，刊登于1931年，根据傅斯年的十九年研究所报告，其实也是1930年完成的。至此，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基本告一段落。不过，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始终没有完成一部专著。是否后来清华大学并没有同意陈寅恪的请求？不得而知。
以陈寅恪先生的才力而发出“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的感慨，可知这个问题并不是今日中国大学才有。教学科研双重管理体系给大学教师所施加的压力之大，近些年报端多有反映。看看陈寅恪的感受，我们或许能获得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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