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经营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尤其在敬业精神、进取精神、团队精神、经商爱国、诚信为本、号
敬业精神。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在四民中以士为首等，商为末等。但明清晋商却把商与士农工同等看待，同样敬重。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载：“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明清以来，在山西以商为荣渐成风气，山西榆次人常麒麟已选拔贡，却弃儒经商。他说：“子贡亦贤人，吾从子贡。”祁县人申树楷，15岁入合盛元票号，兢兢业业，视号如家，后被提升为营口分号经理。他为了发展票号业，渡海赴日，历经艰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海外银行。由于山西人重商、敬商，所以在山西出现了“学而优则商”、“以学保商”的社会风尚。《雍正朱批谕旨》载：“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在山西甚至有“有儿开商店，强如作知县”之谚。可见当时的山西人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事业来对待，这是他们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取精神。许多山西商人原本贫寒，他们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原本都很贫苦，三人最初是肩挑小贩，后稍有积蓄，开了个小字号，渐发展成大盛魁。大盛魁成为有影响的大商号后，还在店内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木箱、一块石头（曾作秤砣用），其意是警示商号后人不忘当年创业之艰难。晋商的这种开拓精神，还表现在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方面。早在明代，晋商已是“远贾安息”，东渡日本进行贸易。入清后，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西北走蒙疆，东渡扶桑，南至东南亚。他们还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戈壁大沙漠，经恰克图，深入俄境，到达欧洲的国际茶叶商路。清朝嘉庆以后，社会不靖，盗贼四出。山西杀虎口是晋商赴包头必经之地，但此处盗贼猖獗，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尽管如此，晋商却未因此退缩，而是越去越多，形成“走西口”大潮。这些都反映了晋商顽强不屈、不畏艰险的开拓进取精神。
团队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发挥团队群体力量，他们以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以会馆地域行业之便，以崇奉关公、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来协调人与人、商号与商号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团结，逐渐形成了地方商帮群体。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朋合营利和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经营形式。朋合营利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合伙经营是一方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其二是按地域形成商帮。晋商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地方商帮形成的一个标志。这种地域帮统称晋帮，但在内部又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其三是联号制和股份制团队群体帮。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在商业经营中较有力地发挥着团队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又称顶生意，即取得一定资历后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可按股额分红。银股持有者（财东）在商号享有永久利益，同时对盈亏负无限责任。
经商爱国。晋商继承与发扬了中国商人爱国的优良传统。明嘉靖三年（1554年）日本海盗入侵扬州，晋商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为商兵，参与协防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某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晋商积极参加山西人民争回矿权运动，为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全力以赴，旬日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
诚信为本。晋商认为诚信是商道之本，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要素。在商场，盈利是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取得，一旦信誉丧失，必然招致商业失败。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有关诚信经商的谚语，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尽满足”；“买卖成不成，仁义都要在”等。清代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有一次，乔家的复盛油坊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现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瑕的好油。并以此事教育员工：“商家是要追逐利润，但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这次胡麻油事件，虽然商号蒙受不少损失，但信誉昭著，近悦往来，商业更加繁荣。
号规制度。晋商在这方面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号规、账簿制等。晋商认为：“商号经理之聘用，须唯才是举。”凡聘任经理皆由财东先进行严格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德才兼备，多谋善变，便委以重任，全权负责，经理则以忠义来答报知遇，而财东也不干预号事，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在任期内业务突出有成绩者，则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若非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一时亏赔者，财东则补足资金，慰勉鼓励，令其重整旗鼓，经理自然更加卖力。如不称职者，则减股减薪或辞退不用。晋商对店员、学徒要求十分严格，如对相貌、身高、家庭、文化、德才都有一定要求。入号后对其严格进行职业道德、工作技能培训，其道德培训内容包括“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培训毕，经过严格考察后，量才使用。山西有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由于要求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商业骨干人才。晋商号规也极严。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商号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陋习劣迹，都有严禁规定，所订号章号规，不论经理伙友，一律遵守，从而使商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勤奋进取，充满活力。
人格修养。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晋商在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尤其重视修身正己、人格修养。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智可及，忠厚留有余。”由于晋商严于律己，为人诚恳忠厚，行商不欺诈，故人皆愿与之共事。晋商对于商号内成员之间也有修身正己、“和衷为贵”的要求，据晋商《贸易须知辑要》载，“做掌柜、大伙计不可自抬身价，目中无人。……至于小伙计、学徒，也要尽良心，严要求。”由此，保证了商号内部人事协调、和谐，共同为商号的发展尽职尽力。
晋商经营文化的成因，主要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关羽神威文化现象的信仰训鉴、经商活动的必然要求、商人自身价值目标追求的动力使然等因素的冶化合力作用，而逐渐形成和丰满起来的。晋商在中国古代儒、道、杂诸家文化的影响下，遵循“王霸道杂而用之”、“儒法相渐”的伦理文化，奉行儒贾相通、义利相融、诚信戒欺，和衷为贵、勤俭为本的道德原则，竭力实践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言必有礼、行必有信、取财有道、中和以德、慎待相与等一整套行为规范。如大德通票号，对其入号学徒要求“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晋商在经商实践中，还总结出许多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行商准则，如明代蒲州商人王文显提出了“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观念。
商业活动的效果，经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就决定了经商的道德实践行为要符合社会上人们的道德评价要求，受到社会实践的规范。晋商在长期的商业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这个道理。晋商虽是地方性商人，但由于商业活动遍及海内外，他们很重视吸收当地文化适应当地习俗。据《清稗类钞》载：山西票号伙友“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旅蒙晋商大盛魁不仅要求伙友学会蒙语、俄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熟悉蒙地习俗，而且要学会针灸和简单的医药，用以沟通商人和蒙民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见，晋商经营文化，是经商实践活动中，重视吸纳所到之地的文化，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礼仪而形成的，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
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业信誉基础之上，然后才能实现其商人的价值目标和商业的盈利目的，这就决定了商人价值目标实现的动力来源：一是商人自我道德评价的内省力；二是社会道德评价的舆论力；三是道德价值作用对商人的诱惑力。三力合一形成商人价值目标追求的强大动力，来促进商人的立业心、敬业心和道德取胜信念。明代蒲州商人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们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而自我修养、正身的追求，使明清晋商洁身自好成为风尚。若有人一旦失足，人格尊严闪失，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卑，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回故土。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晋商敬业心强，商业信誉卓著，事业发达，为世人刮目相看。
明清晋商在长达500多年的经商实践中，有着许多成功的经营道德和经营风范。客观准确地把握晋商经营文化的精华，对现代商业的文化建设乃至实业界的道德建设，无疑有着历史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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