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开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我国符号学研究的早期，引进的符号学理论主要是关于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其间引进并译成汉语的经典文艺理论符号学著作有卡西尔的《人论》，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巴尔特的《符号学美学》等。受此趋势的影响，我国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符号学与美学理论领域，如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俞建章与叶舒宽的《符号：语言与艺术》，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等。此外，我国在这一时期也引进并翻译了一些关于符号学或语言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对西方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介绍、对符号学理论的总体论述和研究。
第二，兴起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开始呈现多样性。除继续对西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学符号学理论引介外，引入分类符号学思想。译作有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巴尔特的《符号帝国》、《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等。部门符号学也相继引入，如叙事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等。学者们或系统地介绍西方理论，或阐发个人观点，或结合中国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有，王德胜的《科学符号学》，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杨习良的《修辞符号学》，丁尔苏的《超越本体》，苟志效的《意义与符号》，陈治安等的《论哲学的符号维度》等。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及经典作品中的符号学内涵开始得到中国符号学学者的关注。据笔者检索并对1994―1999年CNKI期刊全文库中以符号学为题名的217篇文章作归类分析后，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内容与特点。符号学理论研究文章68篇，符号学理论应用研究文章149篇。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中外文学、语言学、逻辑学、美学、翻译、音乐、法律、广告、电影、宗教、民俗、跨文化交际、各学科教学等诸多领域。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其一，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开始具体深入；其二，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重视，展开对先秦诸子的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对公孙龙的名学的研究，名实之辨、言意之辨中的符号学思想的探讨；其三，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具体的语言研究，如语义学、修辞学及具体语言现象及外语教学中；其四，符号学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
第三，全面开展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全面开展。首先，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中国逻辑符号学学会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开始充分发挥作用；其次，一些符号学研究者积极参与符号学热点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2000年至2005年CNKI中以符号学为题名的文章共389篇，归类分析后，可以看到我国符号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符号学理论研究文章92篇，符号学理论应用研究文章297篇。该时期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和全面。与发展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学术文章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发展阶段；其二，出现了对符号学名家理论的比较研究及对西方符号学理论质疑的文章；其三，更加深入地开展语言符号学研究，如丁尔苏的《语言的符号性》，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等；其四，符号学思想与方法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其五，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符号学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其六，符号学在译学研究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我们在符号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外符号学研究之间的差距：我国学者对一般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探讨还欠深入，专门从事符号学研究的人员、研究机构较少，部分大学只是面向研究生开设了语言符号学课程，但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不足，符号学应用研究过于零散，缺乏有组织的、系统的研究。另外，对一些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才刚刚开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涉及诸如音乐、法律、民俗、服饰等领域。一些领域还从未涉足，如动物符号学等。
虽然如此，但我们应对缩小与世界符号学研究的差距充满信心。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拥有诸子百家的哲学、太极八卦、独特的象形文字、蕴意丰富的唐诗宋词、《史记》和《三国演义》等文学巨著，拥有丰富的哲学、文化与文学底蕴；其次，我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半坡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敦煌壁画、嘉峪关魏晋墓、麦积山雕塑、龙门石窟都曾发掘出先民的大量的符号实物；再次，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符号的论述俯拾即是，为我们开展符号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总之，我国的灿烂文化和精深的哲学思想都蕴藏着极大的研究潜力，这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最具中国特色，必将会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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