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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 |
“海内外之言目录者，无不以先生为宗”，这是学界对傅增湘先生的评价。
傅增湘先生积数十年的精力，从事图书收藏和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共收藏宋、金、元、明、清古籍刊本善本、精刻本、名钞、名校本达20万卷以上。他著述等身，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双鉴楼善本书目》等。难能可贵的是，傅先生不以自己的藏书密不示人，而是致力于推广传布。他不仅集资出版古籍，还将自己的珍藏借与涵芬楼等出版机构，作为底本影印出版。
他重病时嘱家人将藏书分赠国家图书馆和四川大学。他辞世后，长子傅忠谟先生遵其父遗命无偿捐赠了国家图书馆。
今天，《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著录傅增湘所藏善本书就达280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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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画像 |
傅先生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一段故事，至今仍在国家图书馆传颂。
据该馆副研究馆员赵前先生讲述:1931年，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北京文津街图书馆竣工后，为庆祝新馆成立，将馆内主要藏品进行展览，文津阁《四库全书》是这场精粹展出的重头戏。
一天，展览完闭清点时，馆员发现《四库全书》少了一册。那时两个铜板就可进来看展览，人们穿着长衫，要想带出一两本书并不费事。
馆长向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先生报告了此事。傅先生迅即下达三道令:要求工作人员保持冷静，不声张、不登报，更不要报告警察局，以免惊动偷书人;展览照常展出;通知北京琉璃厂各铺，一旦见到本书立即买进，不讲价，对方要多少钱就给多少。
果然，过了半年时间，一男子在琉璃厂以高价卖出。随后，傅先生自掏腰包买了下来。
这件事深深地警示和教育了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赵前先生说:“自此，善本部再也没有丢过一本书。”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128架、6144函、36304册，至今仍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完整地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是最好的去处”周叔?（1891―1984），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近代民族实业家，当代政治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先生从16岁开始购书藏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藏书生涯中，将一生经营所得大多用于购图书文物，聚书约4万册，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多有珍品。
对善本古籍的收藏，他选书严格，有“五好”标准，即:“板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收藏图识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装潢好，像一个人的衣冠整齐。”
他对书的爱护无微不至，殚精竭虑，孜孜遵循着赵子昂归结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的护书原则。
周先生把藏书分为三六九等，在普通藏本上，往往盖上一个很大的印章;而在最珍贵的书上，一般只钤最小的藏印“周暹”，唯恐因印章过大，伤及图书。
他认为，过去没有图书馆，做学问要靠自己手里有书，而现代书籍资料浩繁，个人能搜集的终归有限，只能利用图书馆。所以他把书捐出，公诸大众，为发展学术助力。
周叔?先生视书如同自己的子女。他说:“要嫁，就嫁到最放心，最好的地方，国家图书馆是最好的去处。”
1942年，他在手订的书目上记下留给子孙的话:“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实现了这一夙愿，化私藏为公有，将藏品悉数捐献国家。
1952年他将生平所收藏珍贵罕见的宋、元、明代的刻本和抄校本715种，2672册捐献给国家，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中，他捐赠的元延?七年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被称为宋词双璧。苏东坡和辛弃疾同为宋著名词人，两个刻本又都刻梓精良，从内容到版本价值都无愧双璧之称。他的儿子周珏良先生说：“他有一种深在的对哲理、知识、艺术的非功利的爱好，因之一生虽不乏名利，但对名利十分淡泊，有一种丰富崇高的人生境界。他之所以喜好藏书、读书而最后又都捐给国家，公诸大众，是和他的这种品格分不开的，这一点特别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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