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增强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诗。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有的诗人还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眼光，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裘”（岑参《赵将军歌》）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本身不就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吗？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仍主张为国尽节，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这种“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而这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该诗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骨和春闺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的描写，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们沉睡在梦中――梦毕竟不是生活的真实，更不能掩盖时代的真相。（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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