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构社会阶层的和谐关系
杜甫认为建构社会阶层的和谐关系，应该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着手。物质层面，也就是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上要做到相对公正，要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精神层面，就是要树立平等观念，关注个体生命的人格尊严。
玄宗天宝时期，社会利益分配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玄宗君臣生活奢侈腐化，而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对于这种社会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现实，杜甫在诗中予以深刻的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杜甫也作出了剖析，那就是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掠夺，他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又说：“见闻事略同，刻剥及锥刀”。总之是统治者残暴地搜刮百姓的财物，手段之极，连一把锥子、一把刀子都统统拿走。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杜甫提出一个思路，就是要求上层统治者力戒奢华，在生活上厉行节俭。他说：“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认为君主和臣子在物质生活上厉行节俭，百姓才会与君臣同声欢呼；反之，则只会有君臣的欢呼，而无百姓的欢呼。只有朝野上下同声欢呼，社会才是和谐的。这个“同”字显示着杜甫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足”字则是杜甫对实现和谐社会的条件认识。
在精神层面，杜甫提出社会众生人格尊严平等的主张，强调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他说：“无贵贱不悲”。这是说贱者亦有悲，悲从何来呢？就是来自尊卑的差异，正是由于贱者的人格受到屈辱才有悲情的产生。先秦儒学虽也强调人格尊严，但认为尊严意识主要集中在“儒”“士”这些“贤者”身上。杜甫则坚定地认为，在普通百姓心里亦存在着强烈的人格尊严的欲求。他在许多诗篇中，都替弱势群体表达着享受人格尊严的愿望。
《前出塞九首》这组诗，叙述一位农民被征调当兵的情事。在开赴前线的途中，他敢于同欺负他的顽劣子弟进行斗争：“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他敢于向带队的官长提出抗辞：“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在杜甫的笔下，这位普通士兵有着多么强烈的尊严意识！在战争中，他立了功，“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按制度他应报功请赏，但是，当他看到一些人在虚报战功，他便不声不响了，“潜身备行列”，“欲语羞雷同”。宁可不要奖赏，也不愿与这些人为伍！在杜甫的笔下，这位普通农民具有多么可敬的人格精神！《垂老别》写一位老年农民在“子孙阵亡尽”的情况下，不愿苟生，要去战场寻求一死，他扔掉拐仗，穿上铠甲，告别官长时也不跪拜，仅行作揖之礼，他说：“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不仅轻视生死，而且平视上官。杜甫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无疑是向社会说明，在普通的百姓身上，同样具有尊严意识，达官贵人们随意践踏百姓的尊严、污辱他们的人格，是荒谬无理的。
建构和谐社会，不仅要给百姓以生存权，还要给百姓以被尊重权，这就是杜甫为建构和谐社会而在社会阶层内部的和谐关系的建设上所开出的两大良方。此外，他在家庭关系上强调丈夫尊重妻子，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长爱护弟弟，在友朋关系上强调亲善、诚信。总之，他的整体思路是站在维护弱者权益的立场上，对强者提出要求，把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认定给社会阶层中的强势群体，把建构和谐社会的主要责任认定给社会阶层中的强势群体。这种思路具有科学性。
二、建构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无不是以牺牲众多百姓的生命和财富为代价，无不是以增强民族之间的仇恨为代价。杜甫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唐玄宗不断进行开边战争，给百姓生命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对此，杜甫在许多诗篇中给予严厉的批判，他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又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为了控诉开边战争的行径，杜甫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古战场的惨烈景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还有一些诗篇描写了前线士兵的苦难：“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层冰间。”这是写士兵筑城，抱着寒冷的石头行走在危险的山路上，手指头都被冻掉了，落在冰雪里。又在《遣怀》诗中写道：“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这是写边将为了拓境邀功，不惜以上百个士兵的生命去夺一尺之地。边塞战场是如此的残酷，中原农村也是一片荒芜，由于男子都被征丁上了前线，后方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妇女，杜甫写道：“君不闻汉字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连年的开边战争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损伤，杜甫说：“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拓境的战功未能如愿，而大唐王朝的太平之气已然消失。
综上所述，杜甫认为，用武力攻伐来对待邻国完全错了。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杜甫的策略是：屯重兵以守国境，修仁德以结睦邻。这种策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前出塞九首》之六的“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三、建构人与自然的共荣关系
杜甫坚持中国儒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生相克、同存同亡的血肉相连关系。他在诗中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表述了若干见解。
首先，他能摆正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他把人类的生命放置在同宇宙众生平等的地位。他不将人类看成宇宙众生的主宰，不以奴役的心态对待天地万物，而是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心灵情感，与大自然作亲密的融合。他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这种天人一体、物我同构、生灵同亲的思想感受，表现的是一种博大的宇宙精神。在杜甫的眼中，大者山川，小者花草，都是有性灵的，都是对人有感情的。他多次赞美矫鹰、骏马、劲鹘、白鹤、花鸭，又为病马、病鹘、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伤叹不已，对白鸥、小鹅的命运表示忧虑，还请求鸬鹚不要对自己生疑。。
其二，杜甫主张有节制地从自然界中猎取食物，反对滥捕滥杀的罪恶行径。对于那些荼毒生灵、毁坏山林的行为，杜甫给予严厉的斥责和警告。他在客居川北的日子里，曾到涪江边观看渔民捕鱼。当看到渔民“截江”拉网，大肆捕捉，连小鱼都被混水呛得难以存活时，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暴殄天物”，要受神的惩罚；“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尘沙。”杜甫不是拒食腥膻者，这里也不是佛家戒杀生的说教，他所反对的是竭泽而渔、毫无节制的捕杀，他所说的蛟龙震怒，实际上说的是自然规律要对人类实行惩处。
其三，杜甫提出了保护弱小生灵的主张。他尤其珍惜弱小动物的生命，对于鸟雀以下的微小生灵，至如蝼蚁之类，杜甫亦能予以关爱。杜甫客居夔州期间，受夔州都督柏茂琳之托，管理公田的水稻，在修筑打稻场的时候，他想到有可能会毁坏蚂蚁窝，就格外经心地对场地的位置进行了选择。他虽粮食紧缺，看到溪水中的小鱼无食，却能分减一些饭粒去喂鱼。这不仅是仁义之举，更是智慧之心，对于保存物种，维持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杜甫的后半生遭逢乱世，他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在现实中未能得到实施和验证。但先哲的思想智慧应该成为我们的借鉴。（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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