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职业教育支撑起农民子弟

本期提示孙淼,成长于陕西农村的一个普通女孩,初中毕业后在陕西眉县职业教育中心学习计算机应用专业,2003年毕业

孙淼人生命运的改变,都因为她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所学的技能和职业素养让她比一般农村孩子在就业上更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但是,在我国农村,像孙淼这样的孩子并不多。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怎么让更多农村孩子像孙淼一样,在劳动力的转移中也能有份好工作?或者即便留在农村,也能工作生活得比他们的父辈更现代化一些?大力发展改变了孙淼命运的中等职业教育,用职业教育支撑起农民子弟,看来是一条必由之路。

建立为农服务的思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职业教育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即便有一些农业职业院校,但数量不多。面向城市的职业教育在一定的阶段为我国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但是发展基本平顺的它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受到了挑战。当时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机构改革,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分流下岗,导致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从而使中职院校的招生大幅下滑,加之原有体制下中职院校存在的多头管理、重复办学、规模效益低下等原因,很多学校由此进入了艰难维持的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中职教育却在此逆境中走上了成功之路,陕西省即为一例,而其成功的关键就是他们更新了中职教育的理念,让中职教育成为一个为农服务的大平台。在人们的普通观念中,中职院校是无法继续读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的一个选择,要通过考试和录取,以学生的身份在学校里学习。但是,陕西近10年的改革,却让职业教育像一只生出翅膀的燕子,飞入农村的家家户户。首先,他们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职能,整合资源,在县区政府所在地建立职教中心。例如,眉县职教中心就是整合了过去分属教育、农业、财政、卫生、人事劳动、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县域内的职业和成人教育机构而成的。县级职教中心一方面办学,目前其招生数已占到该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总数的60.2%,另一方面还承担起县级部门和教育内部的各类培训,以及农村实用技术的各种培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陕西的县级职教中心所做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可不像通常人们理解的派一些专家到农村给农民讲讲农业技术知识,而是一个形成网络的工程。例如职教中心纵向统管着乡镇农科教综合服务中心和乡、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它负责制定全县农村成人培训计划,并分解任务,落实教师,考核基层,另外,它还负责指导普通中小学校开设综合实践课程,建立生产实践基地,对预备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渗透。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子弟,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继续读高中的话,他会在初中阶段就接受一定的职业教育,即便初中毕业后没读职业院校,他仍会在农村得到职业培训。更有意义的在于,这些县级职教中心不仅是管理、教育、培训中心,还是项目引进、技术推广、资源信息服务、劳务输出等多重功能的服务平台,农民子弟由此可以走上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在我国,像陕西这样办职业教育的地方少之又少,一些地方将大量资金投入在“县一中”或是“窗口学校”的建设上,只顾及满足少数人口的需要,而对能够支撑起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职业教育不是非常重视。有的职业学校,打的是职业教育的牌子,却在办普通高中,追求的是高考入学率。这种精英教育的取向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我国一方面高素质、高技能、专业化的劳动力短缺,一些薪水并不低的技能工作岗位虚位以待,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技能单一,就业能力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

政策导向是关键

陕西省在职业教育上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政策导向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发达国家已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措施。例如欧盟在2000年的时候统一了资格证书和人力资源标准,开放劳动力的流动,以提升欧盟的竞争力。德国最近修改了职业教育法,教育部门联合经济、旅游等部门要求10万个企业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2004年,澳大利亚出台了人力资源和职业教育规划书,明确提出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澳大利亚的竞争力、澳大利亚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和雇主的产品的竞争力。

我国自2002年国务院召开了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有关层面已形成了“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的共识,在政策的支撑下,职业教育止住了1998年以来的下滑势头,2004年的时候,中职院校招生达到550万人,一些重点院校还出现了招生爆满的现象。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政策指导下,据教育部在2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2004年中职教育的就业率达到95%。由此可以看出政策导向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是,即便有了这样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总体状况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仍是不相适应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政策来扶持。

比如说职业教育的投入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不重视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不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职业教育的教学需要实训设备,需要营造一个职业环境,其资金投入要比普通高中多许多,世界银行1998年的一项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职业和技术学校的生均成本通常比普通中学的高153%。这样高的投入,如果政府不在其中承担起责任的话,其发展必然受限,据教育部职业教育有关负责人反映,目前我国14500所中职院校中,具有办学条件的只有5000至6000所。

另外,一个统一标准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至为重要。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即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而在我国,这个体系却基本上是混乱的。

必须面对的资助问题

目前,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都建立起了相应的资助体系,但是,在职业教育阶段,这一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就读于职业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那些难以升入普通教育的青少年群体,而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与城镇的贫困家庭或是低收入家庭,为他们提供助学资助,已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本质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没有资助体系,使许多贫困家庭的学生想读职业教育却因为学费问题而不能入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终影响的是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重视我们在教育发展政策中的这一缺陷,例如吉林实施了由政府出钱向就读职教中心的贫困生发放“职业教育券”的政策,湖北最近出台资助万名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升入中等职业院校的政策,江苏省专门针对苏北地区由省财政出资6000万元连续3年支援1万名贫困生。这些资助在帮助了贫困生的同时,对扩大职业教育的生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这毕竟是个别省的个别作为。从政策的层面上看,要用职业教育支撑起农民子弟,一个完善的资助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如地方财政安排一定的职业教育助学津贴,对贫困学生给予减免学费和生活资助;金融机构要提供助学贷款,资助家庭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学校通过实习基地、校办产业和开展社会服务等方式来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以江苏每人每年2000元的资助标准来算,每年国家财政拿出10个亿,就可解决50万农村孩子就读职业教育,这意味着他们一生的命运将改变,而我们国家也将因为他们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的资助,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