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虽然称之为“票号”，然其业务不止于汇兑，其经营性质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业。拥有票号的家庭或家族，亦拥有田产和其他生意。山西票号的经营范围虽然遍布于山西内外，关于山西票号之来源尚无定论。有说其起源于明代的盐业，因山西之出口商业而得以扩充，至十九世纪发展成为清政府的汇兑机构。由此观点推衍，山西票号的失败，可以归咎于辛亥革命后政府款项另有汇兑的渠道。这一论点的弱点，在于即使政府款项的汇兑改由他途，仍然未能解释为何山西票号不能应变求存。须知，辛亥革命后，其他地方上的银行，尤其是上海成立的地方银行(钱庄)，继续生存到1910―1920年。
在银行业务中，信用固然举足轻重，而悠久的传统对于建立信用则很有助益。尽管山西票号号称传统久远，我们却很少见到关于十九世纪以前大量汇兑的资料。在此之前，银行的业务大概以借贷或找换为主――找换的需求缘于清代(而非明代)双货币的流通。近日的研究指出，关键性的变化在太平军之后方见端倪。正如黄鉴辉先生所说，1820―1830年，有些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分号的山西票号就已经替政府汇款。但是，直至太平军兴起后，由于白银运京的困难，它们才替地方督抚运交税项。此后，税收之交运变成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
太平军兴起后清廷税收的转变，实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长期以来，南北贸易并不平衡。北方的逆差，有赖南方的税收来填补。南方的税收以汇票支付，北京的票号则需要收购白银兑现汇票。北京收购的白银大约绝大多数来自于北方。汇票抬高了北京的银价。京城附近，甚至东北各省多年来积聚的白银都流向北京。同时，太平军兴起后北京实际税收的减少，令北方入不敷出。由于银价兑换铜钱升值，商人宁愿把铜钱运到其他有利可图的地方兑换。这样，市面流失的金属货币得不到有效补偿，商人只好以支票来代替。然而，纸钞流行更引起金属货币的囤积。当时的艰难处境是：市面流通的是纸币；但纸币没有法定的规律，流通范围狭窄。吉林将军长顺在光绪十四年的奏折反映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奏折称：“乡民驼运粮米入城，非抹兑竟无售处，换回携帖回乡，又无用处。”抹兑就是当地商人发行的流通面窄的钞票。金属货币缺乏，加之纸币流通不畅导致了市面的萧条。
虽然运交税收是山西票号的重要业务，但在太平天国后的几十年里，沿海贸易的迅速复兴则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沿海贸易的兴起，与西方一样，归功于交通与通讯革命所引发的价格下降。除此之外，十九世纪后半期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局的引入还大大缩短了通讯的时间。通讯业的膨胀强劲地冲击了中国国内的贸易。此时，历史环境的大变化在小小的尺牍课本上亦见投影：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尺牍课本中，汇款就是最为普遍的内容。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政府汇兑的大量增加。战争赔偿、兴建铁路、建立新军都需要大量的官帑，不管是“捐”、“摊派”，还是正规的税收，大量款项的汇兑给山西票号以发展事业的机会。
但是，沿海贸易的兴起，对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有两个负面影响。其一，山西票号之为山西票号，一则出于它们是山西人经营的票号，另一则是因为山西票号之汇划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乡镇和县城作为中心。须知，银行制度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银行与银行的核算。这种核算，不止书面账目需要平衡，收支盈余还要以现银结算。一直以来，山西票号在全国经营，但是各分号的核算还是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因为有了稳定的核算制度，山西票号可以在南北贸易之间，作为银行的银行而运作。当北京是全国白银的积聚中心时，这个银行中心建立在近旁的山西省内，有其道理。然而，当沿海贸易兴起时，白银流向上海，银行中心也随之而转移。从清末开始，上海的钱庄为以上海为据点的贸易提供了汇划核算。辛亥革命后，当北京调节税收的作用也被取缔后，山西作为银行中心的作用就随之下降。这并不意味着经营票号的家庭一定没落，因为上海的钱庄也有所谓山西帮。此时的改变，只是重心的转移而已。
其二，票号的没落，败于其与现代化银行的竞争。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两者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管理；更在于集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关系网范围多广，家庭式银行的集资主要还是围绕亲戚朋友而展开。资本的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而扎根于法律的根据的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明晰与划分产权和管理权，使得股东在委任管理人员和分配利润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从而，开启了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集资的方便之门。这是国家可以给资本市场提供的最起码的帮助。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因此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除了发行股票外，还可以在国债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发行钞票的角色。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中国银行还以其资本开发各地的分行，争夺最后能与其竞争的票号的汇兑业务。由此观之，山西票号之成败，实为中国企业早期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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